心理学有一个术语——“共情痛苦”，即接收、感受到他人的痛苦后产生悲悯情绪，但因无法施以有效帮助而出现的创伤反应。这种被动的换位思考，对素昧谋面之人甚至其他物种“情不知所起”的同理心，还有不为名利、不求回报的见义勇为或者默默行善的利他行为，究竟是我们人类出于利己之心、基于理性计算的利益交换，还是出于我们自身无从控制的冲动与本能？
“乐于助人”的人类祖先
如今，在坦桑尼亚恩戈罗恩戈罗自然保护区的丛林深处，依然居住着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哈扎（Hadza）人——他们是坦桑尼亚政府唯一允许射猎野生动物的原住民。笔者曾碰巧看到得了疟疾的哈扎男子在面包树下平静等待死亡的场景。其实，由于青蒿素的应用以及公共卫生水平的提升，疟疾在非洲基本不足为患。可是，这些依然维持着“石器时代”生活方式、与世隔绝的人群，依然对此没有应对措施。
↑ 结伴而行的哈扎妇女｜ 栗静舒 摄
从现有的研究可知，疟疾寄生虫有着悠久的历史，第一个化石证据来自大约3000万年前保存在琥珀里的蚊子。恶性疟原虫的DNA显示出与其人类宿主相同的多样性模式，在非洲表现出的多样性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有学者据此推测，我们的祖先在离开非洲之前，可能已患有这种疾病。哈扎人面对疟疾的一筹莫展，可能就是我们石器时代祖先患病后的真实写照。
除疟疾之外，还有很多病菌可能也起源于旧石器时代，如梅毒螺旋菌、百日咳杆菌、麻风杆菌等。旧石器时代的尼安德特人，多次被古病理学研究“点名”。基因研究显示，尼安德特人的遗传变异增加了患抑郁症、肥胖症、心脏病、重症新冠肺炎等疾病的风险因素，他们还可能患有免疫系统疾病（如过敏等）、前列腺癌、2型糖尿病、多动症等。在中国，不论是年代久远的蓝田猿人，还是相对“年轻”的山顶洞人，许多古人类都留有牙周病病理变化的痕迹；此外，我国学者还在古老型智人——许家窑人11号标本中，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唯一的巨顶孔病例……
↑ 许家窑人头骨的3D复原图｜图片来源：Xiu-Jie Wu et al.，2013，PloS one
笔者曾经看到的哈扎疟疾患者，虽然一直在树下等待死亡，但是在此期间，同伴们依然会照顾他、与他交谈，并为他提供水和食物。距今13万年前，生活在现广东马坝地区的几个古人类的头部局部受到钝性外力冲击，造成了损伤，幸运的是，这些人的头骨伤势最终愈合了，而且他们继续存活了很长时间。此外，患病的南方古猿（南方古猿源泉种遗骸——卡拉博的椎骨上有一个肿块），以及患有多种疾病的尼安德特人，很可能都曾得到同伴的精心照顾，直至病情稳定、伤口愈合。甚至还有证据显示，我们的祖先不仅会对危险的分娩提供帮助，还会在母亲出去觅食的时候帮助照顾婴儿。所以，对于老弱病残的关爱之心，在石器时代的古老人群中，已经不足为奇。
利他之心，源于自私基因？
说到进化论，很多人都会想到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这本流传甚广的书翻译自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托马斯·赫胥黎所著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赫胥黎认为，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野蛮的，包括同理心在内的道德感，是人类对野蛮而肮脏的演化过程及其结果的努力克服。
↑ 《天演论》封面｜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随着分子遗传学的诞生与发展，学界认为人类“性本恶”的呼声逐渐升高。以知名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为例，他认为人类是被自私的基因所驱使的奴仆或者承接基因的容器，每个人从基因层次上，都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利他行为”的本质是“利己”。
在理查德·道金斯之前还有一位叫做威廉·汉密尔顿的英国遗传学家，他于1964年提出的亲缘选择理论关键概念“广义适合度”认为，利他行为的产生机制“不仅包括生物个体通过成功繁殖后代，自己所传递下去的基因的数量，也包括在它的间接贡献下，其遗传近亲通过繁殖后代，所传递下去的基因的数量”。
简单地说，就是亲戚们聚在一起时，就有一种机制在起作用，即共同的基因，大家的共同目的就是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基因的遗传，所以才会不自觉的产生利他的行为。
不过，著名的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却不这么认为。他对“广义适应度”提出质疑，认为汉密尔顿的理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成立。社会性和利他行为产生的真正原因，即许多个体可以同居一处并形成合作，并非简单的因为个体间的亲缘程度而产生，而是这样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利。
↑ 爱德华·威尔逊2010年发表《Nature》封面文章，质疑汉密尔顿的“广义适应度”理论
此外，和人类社会结构相似的蚂蚁或者蜜蜂，也可以为了群体利益而牺牲自我，从而出现更有效、更充分的团队群体合作，而并非赫胥黎说的，没有文化的其他动物不可能有这种美德。
同理心，造就了人类演化奇迹
人类之所以懂得去帮助别人，其实这种利他行为的动机来自于我们的同理心。
达尔文认为，同理心的研究应该从同理心的基石——情感、意图和能力着手。灵长类学家弗朗斯·德瓦尔赞同达尔文的研究思路，认为不论是基因角度的亲缘选择还是从群体角度的群选择，其实都不能解答人类同理心的起源。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何时拥有了交互式利他和实施社会同情心的能力。
德瓦尔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角度解释道，同理心依赖于神经系统的特性。在人类的大脑中，搭载一种特殊神经元——镜像神经元。这些神经元能够像照镜子一样通过内部模仿而辨认出所观察对象的动作行为的潜在意义，并且做出相应的情感反应。这种神经元在鸟类大脑中也被发现，其起源应该可以追溯到人类和鸟类的爬行动物祖先。
↑ 灵长类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图片来源：https://news.emory.edu/features/2024/03/er_frans_de_waal_16-03-2024/index.html）
此外，同理心还与一种神奇的“换位思考”细胞（即VEN细胞）有关。这些细胞呈长纺锤状，伸入大脑深处，联系大脑的不同区域，大多分布在掌管“人性化”行为的脑区。这些脑区的损伤会导致人失去换位思考的能力，丧失同情心等。但是，这些细胞并非人类与猿类所特有，也存在于鲸类和大象等物种中，所以在这些动物身上有时候也能观察到同理心的表现。
于是，当我们感受到他人的情绪和动作，自己的相关神经细胞也会被激活，从而调动起相应的情绪和行动，并用被调动起来的状态去接近和理解对方。据此，德瓦尔提出了一项新的理论：感知-行动机制。
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人类高级的共情心理——富有怜悯心、交互式利他和实施社会同情心的能力，早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已经配置完成。至少从南方古猿时代开始，我们的祖先就能够面对别人、甚至是其他物种的困境，感同身受、推己及人，甚至希望能帮助对方，为他们做一点什么。
也正是因为高级的共情能力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宽容心和强大的合作能力，我们这些在大自然面前一度显得地位卑微的人类，才能适应各种极端气候，克服生存竞争中难以名状的困难，最终实现全球迁徙，创造出从石器时代演化至今的伟大奇迹。
↑ 坦桑尼亚莱托里（Laetoli）脚印化石是人类同行向前的最古老证据，距今约370万年｜图片来源：https://marcoanson.artstation.com/projects/VgzJrP
↑ 栗静舒 古人类学博士，就职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来源：青鸟新知
作者：栗静舒
编辑：诸鹏飞
审核：盛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