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侯祐堂先生,始于1954年秋。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受石油管理总局地质局的指派,到南京古生物研究所进修古生物,师从王钰先生学习腕足类。上世纪50年代中期,该所的科研人员基本上可以分成两部份:一部份是解放前就在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的专家学者,另一部份是解放后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来所工作或由外单位来进修古生物的年轻人。我们这些年轻人彼此都直呼大名或以绰号相称,而对解放前即事于此的老前辈均敬称“先生”或"“老先生”,侯先生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我对侯先生最初的印象是:这是一位平易近人、能和我们小字辈谈笑风生的女“先生”。后来,我改学介形类,和侯先生相处时间长了,这种印象也就更深刻、更清晰了。
1955年秋,我从石油管理总局地质局调到青海石油勘探局。由于柴达木盆地石油勘探的重点是陆相中、新生代地层,腕足类化石在柴达木盆地已无用武之地,我局领导与南古所领导商定,让我和晏春林(他和我一起被总局地质局派到南古所进修古生物)改学介形类,指导老师便是侯先生。
一天,时任南古所副所长的赵金科先生领着我和晏春林两人来到红楼二楼侯先生的办公室,在向侯先生说明来意后,侯先生笑容满面地接纳了我俩。也许是早有准备吧,她把我俩领到一间较大的房间里说:“你们俩就在这屋上班”。紧接着,她又抱来一摞介形类专业文献,作为学习教材,让我们阅读。她笑着对我们说:“有问题就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听了这话我感到惊讶,因为这不是一些老师对学生布置作业时常说的那句“有问题提出来,我给你们讲解”,倒更像是一位大姐在辅导其小兄弟之前所作的安排。她的口气是那样的谦和,一句“我们一起讨论”,顿时使我局促的心情放松了许多,原有的那一点拘谨也如烟消失。其后的事实表明,就是在这样宽松的气氛中,我们俩人在侯先生的指导下,顺利地按计划完成了进修任务。
尽管侯先生平时为人随和,与我们这些学生相处时有说有笑,但在指导我们治学时,却是一位严师,对我们严格要求,从不含糊。其中,如何正确对待国外文献的引用,就是一个例证。
学习介形类之初,适于我俩学习的文献不多,为了满足我们学习鉴定的需要,侯先生曾把她为《中国标准化石无脊椎动物第三分册》一书中介形虫亚纲部分撰写的手稿(当时尚未发表)交给我们阅读应用。当时,世界上已刊陆相中、新生代介形类的文献相当少,比较系统的专著更是寥寥无几,与我俩此前学习腕足类时查阅的国外文献无可比拟。因而我曾在侯先生面前反映外文文献过少,有如之奈何之感。听了我的抱怨,侯先生用关切而又严肃的口气告诫我说:中、新生代陆相介形类外文文献少是事实,却表明此领域的研究程度低,正好需要我们努力。你不要只依赖外国人的文章,更不要迷信洋人,要立足于自身的实际材料,从这些实际材料中总结出规律,应用到工作中去。在这以后,侯先生又曾多次通过书信重申这些观点,直到2009年的一天,当我在电话里向她汇报我近期工作内容、提到国外同行对我们过去所定某介形类属的分类地位持异见时,她再次提醒我不要轻信外国人的定名,还是要从自己的标本特征来考虑问题。
作为我国介形类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侯先生十分关心我国介形类化石研究工作的发展。她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在我国古生物研究工作中,陆相中、新生代化石的研究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条件最好的学科,我们从事此领域的人都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她指出:为了赶超国际水平,首先要重视基础资料的搜集,要对大量的化石资料进行分析,从中总结出规律,上升到理论。几十年来,侯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是这样要求,而她自己,则更是身体力行追求这一理想。她不辞辛苦地深入到全国许多油田的勘探、研究基地和现场,搜集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基础资料,用以指导完成了多项合作项目。1978年夏,巳经年近六旬的侯先生,不顾高原反应带来的重重困难,坚持在海拔过2 800 m的柴达木盆地冷湖基地进行显微镜下观察介形类化石标本,还深入到海拔3 000 m以上的盆地西部花土沟地区野外实地勘察露头剖面,并在考察行程结束后促成了南古所与青海石油局勘探院的合作。在她的指导下,对历年积累的介形类化石标本进行描述、照相、鉴定和分布规律的总结,出版了《柴达木盆地第三纪介形类动物群》的专著。
我在南古所侯先生门下学习介形类前后共两次,自1957年7月返回青海油田后就很少有机会亲聆她的教诲,但从她的教诲中所受润泽,却从未中断。除了抓紧各种与侯先生会面的机会(例如参加会议)向她请教外,还常写信求她帮助解决一些疑难问题,而侯先生则几乎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每次回书颇长,为我们解惑答疑,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1985年,我拿了一篇准备投稿的论文请侯先生修改,她拒绝了,说:“这方面我真不擅长,最好请别的老先生润色吧”。尽管她没有帮我改稿,但我心中还是充满敬意,因为我相信她不是借口推托,而是谦虚谨慎。但作为导师,当面向自己的学生坦承在某个领域未臻精通,实非易事。这件事使我深受教育,又一次感受到了侯先生严谨治学的风范。
侯先生很关心我工作中有关介形类生态、古生态方面的研究,热切期待我们取得新成果。每当我们在应用介形类解释和再造古环境方面取得一点进展,她都要来信或来电给于支持和鼓励,同时也指出存在的问题,建议改进。2009年3月,我把自己主笔刚发表的一篇文章寄给侯先生,请她指教,次月就收到她的一封长信,信中除指出文章内容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努力方向及期望外,还对文章取得的成果特别是结合生境分析定种的成果给予支持和肯定,使我深受鼓舞。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她在信尾告诉我:“这封信写了半个多月,主要因年老之故”。读到这里,我猛然想起:侯先生已是步入期颐之年的老人了。五十多年来,她老人家一直在默默无私地帮助我,今天她虽巳颐养在家,却一如既往地指导我。这是一位多么令人敬重的老师啊!但当时绝未想到的是,这已是我最后一次接受恩师的教诲了!
侯祐堂先生已离开我们,但她辛勤培育后辈的高大形象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上!
作者：杨藩，原刊于《微体古生物学报》2011年第28卷第1期
汇编于《却顾所来径——中国古生物学家的化石人生》一书
编辑：刘琮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