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知微（1918—2011）
地层古生物学家，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随后进入云南省地质调查所工作，1944年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1950年至1955年，被地质部借调，开展煤田地质调查。1951年以来历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室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顾知微是我国双壳类古生物学的学术带头人、我国非海相侏罗纪和白垩纪地层古生物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地质学会、贝类学会会员，国际侏罗纪地层分会委员，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常务理事、荣誉理事。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顾知微院士从来都不是一位只在书斋里做研究的科学家。
20世纪40年代，顾知微在地层古生物研究中取得的成果让他成为当时的学术新星，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国家的需求，他花了数年时间转而进行煤田地质调查；之后又放弃了熟悉的海相三叠纪地层和化石研究，转向中生代和新生代，主要从事侏罗、白垩两纪非海相地层和双壳类化石这些当时还处于一片空白的研究，因为这些地层中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和其他金属、非金属等宝藏。
1958年，他提交的报告为大庆油田的发现提供了参考。1982年，顾知微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参与的“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正如他在文章《为科学而科学的路走得通吗》中所说，科学的本质是为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而服务，科学工作者不能关在实验室里……1918年5月10日，顾知微出生在南京城南花露岗一座明代的大宅中。这座大宅前后有四进，进入大门的头进正厅有五开间，中央高悬着“司徒清望”四字大匾，大宅的精美显示了主人曾经的显赫。顾知微出生时，因社会动荡已家道中落，但老宅中保留的知书识礼、诚实上进的家风，一直影响着他。在家族老宅外有一大片空地，地形高低不平，辟有菜园、修有池塘，是顾知微童年时玩乐的好去处。他曾经和小伙伴在这里斗蟋蟀、玩画片，在园子里采桃子、摘桑葚。老宅周边的农田，油菜花黄、稻穗灿灿，青蛙鸣叫、蝴蝶翩翩，这些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象、充满生机的自然环境，陶冶了顾知微的情操，也对他后来投身地球科学研究产生了影响。顾知微3岁时，母亲因产褥热不幸去世，顾知微被外祖母带入家中抚养。外祖母对顾知微疼爱有加，除了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的生活外，还教他识字，是顾知微的第一位老师。5岁时，顾知微开始在大伯顾良治设于老宅大厅的私塾中读书，学习《百家姓》《三字经》等。后来，顾知微又在其他私塾学《大学》《中庸》等，打下了坚实的传统知识基础。1926年，顾知微进入小学读书。在仙鹤街小学读书时，语文老师范老师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教学方式，顾知微非常喜欢，上课积极回答问题，下课阅读大量书籍，深得老师赏识，曾被推荐参加过南京市小学生演讲比赛。读小学五年级时，顾知微的父亲不幸因病去世。失去双亲的顾知微由三伯父抚养，转入新廊小学读六年级。数学老师胡云龙非常有经验，讲课时注重方法，顾知微的数学进步很快，成绩也很优秀，曾获南京市数学比赛的优胜奖。少年时代的顾知微，家庭变故多，父母早亡，但在其他家人的关爱下，顾知微顺利读完小学。生活的艰难和亲情的可贵，让他小小年纪就懂得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回报亲人的期望。小学毕业会考时，顾知微名列全市第二，被保送到江苏省立南京中学初中部。1931年，顾知微进入南京中学读初中。这一年的秋天，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年后，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这两件大事，在顾知微的心中激起了巨大波澜，他深刻感受到国难当头的忧虑和痛苦，期望通过努力学习改变祖国的命运。顾知微在语文老师汪铭的推荐下编写班级壁报，阅读了很多中外文学作品，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
1934年，顾知微经过考试升到南京中学读高中。此时，他对历史、社会科学非常有兴趣，曾经写过一份大字报草稿，呼吁同学们多关注国防问题，被一名读书会的同学看到后，邀请他加入读书会。读书会中的成员都是思想进步的同学，顾知微和他们在一起时，经常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讨论国家大事、社会科学问题。顾知微开始对社会问题有了更多深入的思考。1935年，北京爆发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初夏，读高二的顾知微和其他一百多名同学参加了在南京日本领事馆门前的抗议示威游行。据顾知微回忆，活动结束后当晚，他和多名参加活动的同学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关押在中华门外的宪兵营房，直到家人设法具保后才被释放。因为南京中学在学生运动中带头行动，不久被江苏省教育厅强行解散。学校迁往镇江，与镇江师范学校合并，改为省立镇江中学。顾知微在镇江读完了高中最后一年。尽管顾知微对文学、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但他深感学文史难以救国，唯有学理工才能更好地帮助积贫积弱的祖国免受欺凌。在高考前夕，他和几名同学相约到上海，计划参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北方高校在上海的招生考试。但此时“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正常的考试秩序被打乱，顾知微没能参加考试。他只得报考了位于南方的大学，被湖南大学矿冶系、金陵大学林学系录取。顾知微最终选择了湖南大学。
↑1947年，顾知微（左一）与西南联大部分师友在南京老家门前。1937年秋，北大、清华与南开内迁至长沙，名为长沙临时大学。因形势所迫又于1938年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顾知微心中依旧向往北大和清华，于是在1938年离开湖南大学，重新报考西南联大。考虑到国家贫困，只有工业化才能使国家富强，而工业化的基础首先是有矿产资源，于是他选择了地质专业。被西南联大录取后，顾知微跋山涉水来到了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后，“刚毅坚卓”的校训映入他的眼帘，这几个字中的深刻内涵指导着他的大学生活，也影响着他后来的科学研究与为人处世。尽管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但是精神财富无比丰富。大师云集，老师们各有所长，极大提高了顾知微的专业学识，拓宽了他的认知视野。在地学系地质专业，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孙云铸讲授古生物学、地层学、中国地质（区域地质），地质学者张席褆讲授普通地质学、地史学、脊椎动物化石学、新生代地质学等，地质学家、地貌学家袁复礼讲授普通地质学、地文学、构造地质学、地质测量学等，还有冯景兰、王烈、谭锡畴、杨钟健等著名教授，分别讲授不同的课程。地质学专业的学生每年到野外实习是必不可少的。教授们会亲自制订研究计划，把高年级学生的野外实习与研究计划结合起来。顾知微在大三、大四时，曾和韩德馨、胡伦积一组，被分派在曲靖、沾益、华宁、易门一带进行泥盆纪地层研究，随后他的毕业论文就选择以华宁盘溪的泥盆纪地层和古生物研究为题。西南联大系统而严格的教育和训练，为顾知微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为他终身从事地质工作和古生物学研究铺平了道路。除了地质专业课程学习外，顾知微还要学习国文、英语、微积分、中国通史、物理、化学、第二外语（德语）等必修课程，他还选修过陈岱孙的经济学、冯友兰的人生哲学、闻一多的唐诗等。这些大师的讲授，不仅教给他知识，还在思想方法、为人处世方面让他受益良多。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顾知微的经济来源不多，大三时，他甚至打算休学去工作，幸好得到大学好友陈鑫的劝慰和资助，得以继续求学。大学时期，顾知微依然关注时政，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辩论会，听闻一多、朱自清等教授的演讲，同时还参加了进步组织“群社”，与陈潜一起合编了群社的壁报《群声》。在这个社会动荡、国难当头的环境中，顾知微一步一步成长，学识和思想都得到了提高。1942年夏天，顾知微从西南联大毕业，在孙云铸的推荐下，进入云南地质矿产调查所工作，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1942年至1944年，顾知微在云南地质矿产调查所工作，跟随孙云铸、袁复礼教授，继续本科论文时的研究，在云南盘溪、西龙区补充调查泥盆纪地层。1944年，经王恒升教授推荐，顾知微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以下简称地质调查所）工作。入所不久，顾知微随即参加了川北江油海棠铺区的石油地质调查、川西大渡河下游的工程地质调查。调查和旅行让顾知微感受到国民党科技官员的狭隘，也看到地方官员对百姓的欺压，他深感气愤和无奈，于是选择了室内研究较多的地层古生物专业。第一是泥盆纪地层研究。顾知微的本科论文关注泥盆纪地层，在云南地质矿产调查所时延续了这方面研究，在川北江油进行石油地质调查时，他又对江油观雾山区泥盆系剖面进行了研究，并与在云南看到的剖面进行了对比，完成了论文《滇东婆兮区泥盆纪地层并讨论泥盆系含鱼层之层位》。第二是第四系洞穴层的发掘工作。1945年，顾知微与王存义合作，对川东歌乐山洞穴沉积层中的骨骼化石进行发掘，随后杨钟健对这些化石进行了鉴定。在发掘和鉴定之后，顾知微完成了《四川巴县歌乐山之洞穴与地文》一文，还写了《四川歌乐山人类遗址之再度探寻》的学术通讯，1946年，顾知微获得了中国地质学会颁发的第二次陈康纪念奖。第三是海相三叠系地层和瓣鳃类（双壳类）化石研究。在进行川西大渡河下游工程地质调查时，顾知微对铜街子组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个组属于早三叠世，修正了地层古生物学家许德佑的观点，于1948年发表《川西铜街子建造之晚期下三叠纪动物化石》一文，奠定了我国下三叠统上界划分的基础。为此，顾知微获得了1948年中国地质学会颁发的第四次许德佑纪念奖。1944年，为纪念在地质考察中不幸遇难的许德佑、陈康和马以思3位学者，中国地质学会设立了“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用以奖掖后学，从1944年至1949年共颁发过5次，顾知微是唯一一位两次获奖的学者，俨然是当时的学术新星。
↑20世纪80年代，顾知微(左）与学生在南京观察侏罗纪砂岩。
在地质调查所工作时，顾知微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向往进步，他参加了科学工作者协会、科学时代社等组织，积极参与民主和进步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在淮海战役前夕，顾知微的同事兼好友、地下党员施雅风同志向顾知微咨询地质调查所收藏的南京地形图的情况。顾知微马上心领神会，他知道这些地形图可以为解放军提供直接帮助，于是欣然答应复制地图。当时，顾知微正在进行南京东郊和北部幕阜山地区的海相三叠纪地层研究，接触到了南京北郊至长江边的系列地形图，图上的区域正是解放军从江北进攻南京的必经之地。顾知微以研究之名借出地图，配制了晒蓝图药水，给地图抹上煤油，把能够感光的材料垫在地图下面，再拿到阳光下露晒、复制。制图完成后，他将地图郑重地交付给了施雅风。顾知微后来得知，这批地图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国民党军队就快速溃逃了。新中国成立后，顾知微意气风发，觉得自己以前的研究与国计民生联系不多，决心多参与能为经济直接服务的工作。1950年，新中国建设急需能源矿产，顾知微被借调到地质部及华北地质调查局，参与煤田地质工作。1950年开春，他奔赴豫西宜阳、洛阳一带，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煤田地质调查；1953年又去冀南峰峰煤田工作了一年；1954年北上内蒙古，在石拐子煤田进行地质调查一整年。1955年，顾知微完成煤田地质调查工作，回到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回到熟悉的地层古生物研究，他再次考虑到国家需求，主动放弃了熟悉的海相三叠纪地层和化石研究，转向中生代和新生代，主要从事侏罗、白垩两纪非海相地层和双壳类化石研究，因为这些地层中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和其他金属、非金属等宝藏。1957年，顾知微带队在东北辽西地区研究中生代地层、采集化石，同时思考着这些地层的生油关系，在第二年举行的松辽平原石油地层现场会议上作了题为《简论松辽平原白垩系的年代划分与生油关系》的报告，这份报告为大庆油田的发现提供了参考。1982年，顾知微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参与的“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0年10月，顾知微(左）与施雅风摄于南京小九华山。20世纪50年代，顾知微从事的新研究方向——侏罗纪、白垩纪地层和双壳类化石研究，还处于一片空白。顾知微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开拓研究，贡献突出。他在国内首先开创了陆相侏罗系、白垩系多门类化石的综合研究，组织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对东北松辽平原、浙江、四川和云南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细致研究了热河动物群，建立了我国侏罗纪、白垩纪四个大的和一些小的淡水瓣鳃类化石群，认为位于亚洲古陆的中国地域是欧亚蚌类古老起源中心之一。顾知微的这些研究，对于划分对比非海相侏罗纪、白垩纪地层，确定中生代沉积盆地、火山活动、燕山构造旋回的分期，探寻石油和煤等沉积、内生金属成矿规律以及蚌类起源、发展等，均有重要意义。顾知微的学术成就，建立在他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学术品德基础上。进行某一项研究时，在深入、细致研究之后，他敢于否定不合理的权威观点，并提出更合理的新见解。在研究非海相双壳类化石和地层时，顾知微接触到苏联科学家所做的工作，阅读过苏联古生物方面带头人马廷生教授的著作后，他没有盲目崇拜，而是客观地认为他们的研究并不先进。1959年马廷生来华期间，顾知微没有对其言听计从，在讨论辽西等地热河群的地质时代时，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曾和马廷生产生争论。在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时代，顾知微求真求实的做法，被认为会影响中苏友谊，还曾受到个别研究人员的“批判”。顾知微追求科学真理，一生奉行严格、严肃、严密、严谨的“四严”科学作风。他不怕否定自己过去的观点，把自己的错误公开写在论著中。葛利普是研究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先驱，曾对我国的陆相侏罗纪地层进行过探索。葛利普套用北美的地层划分标准，把我国南方的红色地层几乎全部划归为白垩纪。顾知微在对东北松辽平原、浙江、四川、云南等地进行地质调查后发现，葛利普曾经确定的属于白垩纪的红色地层，应该属于侏罗纪。1962年，顾知微出版专著《中国的侏罗系和白垩系》，首次对我国侏罗纪和白垩纪地层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全面否定了葛利普等学者的观点，校正了葛利普及20世纪初由美国科学家组成的中亚考察团在我国建立的陆相侏罗系和白垩系划分标准。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收集了更多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后，顾知微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葛利普等学者的观点部分是正确的，比如对东北地区的地层划分，确实应该属于白垩纪，而对四川红色土层的划分是不对的，这些地层应该属于侏罗纪。在随后出版的专著中，顾知微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修正。
↑1980年，顾知微(中)在日本与同行观察地质露头。
顾知微自幼爱好文史，下笔如行云流水，撰文、写诗信手拈来。早在地质调查所工作时，顾知微就以辛浩为笔名，写了一系列科普文章，例如《北京人——人类的祖先》《谈黄土》《紫金山有金苗吗》《方山曾是火山》《谈谈雨花台的花石子》《从雨花台石子看古代场景》《江流冲刷何时了：从长江变迁看下关码头的崩塌》《人间天上窥星星》。这些文章现在读起来，都还是让人称赞的科普佳作。除了普及科学知识外，顾知微还曾对科学精神、科学的本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新中国成立前夕，顾知微曾批评一些科技工作者“为科学而科学”、不过问时政的工作态度，在文章《为科学而科学的路走得通吗》中说，科学的本质是为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而服务；封建社会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官僚政治扼杀了中国科学的幼稚生命；科学工作者不能闭门造车、关在实验室里，而是需要拿出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和平、安定的工作环境。顾知微亲身体会到国民党统治下进行科学研究的不易，在《中国科学的绊脚石》一文中痛斥封建、官僚政治和学院作风，认为这些都是中国科学发展的绊脚石。他在文章《科学要深入民间去》中提出，只有科学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为他们的生活幸福而服务，科学才不会成为点缀的花瓶和耸立于空中的楼阁；科学工作者应该到民众中去调查学习，收集他们的经验，然后再还给他们更好的东西，从人民中取来，再还到人民中去。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月，顾知微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重新探索祖国的地下资源》表示，很多国内以前认为没有矿产的地方，如果能够采用新方法开展大规模地质矿产调查，结果可能会发生改变。他号召地质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样，怀着亘古未有的欣喜和骄傲，重新用新的态度和方法去探索祖国的地下资源，打开这座宝库，建设贫困的祖国。顾知微把自己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概括为两个：第一是“以地层为纲”，化石的研究要为地质研究服务；第二是“不脱离实际”，化石与地层研究一定要考虑经济建设实际，不能为研究而研究。从大学时选择专业，到工作时改变研究方向，顾知微人生的每一个关键选择，无疑都是以国家发展、人民幸福为导向。
↑20世纪80年代，顾知微在办公室工作。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张佳静（中国科学院大学）
编辑：诸鹏飞
审核：盛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