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肆意妄为，人民蒙难，国家蒙尘，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反抗，探寻救国救民的方法，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在爱国救亡运动中，中国地质事业的初创与奠基也于此开始。建国初期，一代代地质人艰苦奋斗，为破解“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的工业发展制约，作出了突出贡献，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地质报国的理念。
【大地之子】系列，以中国近现代早期地学家为脉络，通过介绍其主要贡献，将近现代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历程展现给大家，深切缅怀曾为中国地质事业快速发展，呕心沥血、筚路蓝缕，乃至“殉难”捐躯的老一辈地质学家。他们把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与发展地质事业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些地学先驱的不懈努力才开创了我国地质事业发展的纪元。
中国古植物学奠基人——斯行健
古植物学是古生物学的重要分支之一，而古生物学又是地质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古植物学的研究、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在古生物与地层学、煤田地质勘探、探索成煤原理和地球生态环境演化等研究方面，古植物学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有关古植物的记录可追溯至《梦溪笔谈》中的一些记述，但现代古植物学相关研究工作起步较晚。
↑ 斯行健院士（1901-1964）
斯行健，字天石，是中国第一位拥有古植物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也是中国第一位古植物学院士，常被尊称为“中国古植物学之父”。1920年，斯行健考入北京大学，先是在理学院预科就读，两年后转入地质系。在李四光、葛利普等教授的影响下，他对古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8年，斯行健赴德留学，经李四光推荐，入柏林大学师从古植物学大师高腾，勤奋刻苦、悟性出众的他，深得导师青睐。留学期间，他与导师高腾一起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出席世界植物学大会。1931年，他以优秀论文《中国里阿斯期植物群》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柏林大学毕业后，为了开拓眼界，增长学识，斯行健赴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跟著名古植物学家赫勒（Halle T. G.）一起从事研究，他刻苦钻研、废寝忘食，短期内就完成了《陕西、四川、贵州三省植物化石》和《中国中生代植物》两本古生物志专著，成为古植物学界的一颗新星。
↑ 斯行健户籍卡 南京市档案馆馆藏
中国学者对现代古植物学研究工作的萌芽，最早可追溯至1915年丁文江对滇东曲靖泥盆纪植物化石的最早发现与采集，以及1923年周赞衡发表的《山东白垩纪之植物化石》初步研究。但两位学者后来都没在古植物方面继续深入研究。直到上世纪30年代，斯行健专攻古植物学并在极为困难情况下取得一系列成果后，才初步扭转了长期以来中国植物化石几乎全由外国学者研究的局面。
1933年，斯行健学成回国，先是受聘于清华大学，后又回到母校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在国内首次开设了《古植物学》课程。动乱年代，民不聊生，学校经费有限，除一般的教书育人、授业解惑之外，科研探索很难获得支持。在回国之初的三、四年间，斯行健通过研究偶尔获得的零星几块植物化石，做了近十篇论文。1937年，斯行健转到李四光带领的地质研究所工作，但很快“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在颠沛流离的多次迁徙中，图书资料和化石标本几乎损失殆尽。于是，斯行健参加湖北、广西等地的煤田地质调查，并用调查期间采集或他人送来鉴定的植物化石标本开展研究工作。凭着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他发表了《贵州威宁峨眉山玄武岩中的树状羊齿之研究及中国西南部玄武岩之地质时代问题》等十几篇论文。在中国，除木化石外，这是第一篇保存植物内部结构的石化标本研究论文。
↑ 1939年李四光、斯行健、俞建章、张文佑、吴磊伯在广西宾阳开展地质调查工作
1949年后，党和政府对科学事业十分重视，对与国民经济建设关系密切的地质工作尤其关注，地层古生物工作得到迅速发展。1951年，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后改名为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正式成立，斯行健任代理所长，1953年任所长。斯行健深感肩负的历史责任之沉重，与赵金科、卢衍豪、李扬三位副所长精诚合作，各司其职，仅10年左右，古生物研究所就从五十年代初的不足80名职工，迅速发展到约230名职工，其中仅专业人员就逾百人，成为全国地层古生物学研究中心，成果累累，各门类古生物专业人才几近齐全。与此同时，斯行健还在南京大学兼课，并不时为地质系、生物系的高年级学生作有关古植物学的专题讲演，培养了一批中、青年古植物学接班人。
↑ 1953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斯行健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任命书
我国幅员辽阔，植物化石丰富，但那时古植物的研究基础薄弱，学者们只能从不同地区、不同地质时代的化石研究入手，才有可能进一步了解到植物群的演替规律，以满足地质调查、资源勘探中地层对比的需要，各地古植物的基础描述始终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斯行健一生研究了东起江苏、福建，西至新疆、青海，南自广东、云南，北抵黑龙江、内蒙古等广大地区的化石，时代从中泥盆世至新生代不等，仅描述发表过的标本就多达3000以上，创建新种上百个。其著作中仅大型、地区性的植物群研究便有8部，中、小规模的也有百来篇，这些著作不仅填补了我国古植物研究中的不少空白，还推进了有关地区基础地质的研究。我国晚泥盆世及其后的早石炭世早期乃至晚石炭世早期的植物和陆相地层的确认都与斯行健的工作分不开。通过大量研究，他为煤炭、石油等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区域地质的调查提供了可靠的生物地层基础。
↑ 1953年出版《中国古生代植物图鉴》
1952年，他发表了《中国上泥盆纪植物化石》，阐述晚泥盆世植物化石是陆地植物早期演化之重要环节，这个观点以往在我国以至东亚都很少报道。他的专著大大促进了这方面的研究，而今已确证晚泥盆世植物群在我国分布很广。为满足大规模地质勘查工作的需要，1953年斯行健特地编著一本系统介绍我国280多种古生代植物及有关问题的书籍《中国古生代植物图鉴》，这是第一部系统总结我国古生代植物和陆相地层问题的著作，此书不但图文并茂、讨论精详，还以“中国陆相地层时代的讨论”一章作为有关植物群更迭与地层问题的总结，在地质勘探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54年斯行健又与徐仁合编《中国标准化石——植物》，这两部著作是当时地质古生物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若干指导性论文如《植物化石鉴定地层时代的价值》《如何采集植物化石》《动物与植物在各地质时代发生和进化的速度》等，充分阐述了植物化石在地质实践上的应用和意义。地质工作特别是在煤炭资源调查中，急需解决的古植物与陆相地层问题多而迫切。在后来写成的《陕北中生代延长层植物群》一书中，斯行健率先指出我国中生代植物群的演替规律，并提出了从植物进化的观点划分我国中生代陆相地层的方案，有利于地层的划分与对比。
↑ 斯行健在为青年研究生讲解（1956年）
1964年，斯行健于南京病逝，他为我国古植物事业奋斗了终生。斯行健是中国古植物研究的先行者，在古植物的众多领域里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开拓，奠定了我国古植物学和陆相地层研究的基础。他发表了专著9部、编著2本，译著1册，学术论文约150篇，文集1册，在古植物学研究上留下的财富，无论在内容和方法上都给人以丰富的启迪，他严谨治学、刻苦钻研的精神品质更是被一代代研究学者传承至今。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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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云唐 ,刘玉红.斯行健(1901～1964)[J].中国地质,1987(09):32-33.
[4]张善桢,王志勤.斯行健——我国古植物学和陆相地层研究的先驱[J].光明日报,2006.
原标题：《【大地之子】中国古植物学奠基人——斯行健》
来源：安徽省地质博物馆
作者：牛静笛
编辑：诸鹏飞
审核：盛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