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的全部学术活动我们似乎可归纳为一点，即试图以仰韶文化遗存为中心，探索中国文化起源问题，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
安特生几乎跑遍了仰韶文化影响所及的边缘地区，他没有找到仰韶文化的真根源，他也没能给仰韶文化的范围加以界定。但他认识到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这就无异于说，他或许已经意识到它是产生中国文明的一种“基因”，如果还不是“种子”的话。实践证明，前者诚然来之不易；后者尤为难得。这正是我们今天还在探索中的一个重点课题。——摘自苏秉琦先生《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
一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1874年7月3日他出生于瑞典中部小镇克尼斯塔（Knivsta）。1892年进入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这是瑞典最古老的一所大学，创建于1477年。中国考古界熟知的瑞典著名考古学家蒙特留斯（Oskar Montelius）和著名的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均出自这所大学。1901年，安特生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 图一：安特生（1874-1960）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特生曾数次参加极地探险。1898年，他第一次参加北极探险，任纳索斯特（Nathorst）教授的地质学助理，曾抵达北巴伦支海和格陵兰海之间、地处北极圈内、北纬78度、挪威属地的斯瓦尔巴（Svalbard）的最大岛斯匹次伯根（Spitzbergen）岛和查尔斯王地（King Charles' Land）。1899年夏，该探险队返回北纬75度的熊岛（Bear Island）。1901年，安特生参加了奥托·诺登舍尔德博士（Dr. Otto Nordenskjld）领导的南极探险，任“南极洲”号捕鲸船副指挥。
1902年夏季，安特生再次前往南极，在南纬65度、格拉汉姆地（Graham Land）以东的雪山岛（Snow Hill Island）登陆，遇险被困，后被阿根廷炮舰救出。
↑ 图二：安特生在极地调查
1910年，安特生被推举为“万国地质学会”（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秘书长，后被任命为瑞典国地质调查所所长。
1914年，安特生应北洋政府的邀请，经印度进入中国新疆，5月16日抵达北平，受聘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1914-1925），主要负责在中国寻找铁矿和煤矿。不久他前往新窑山（Hsin Yao Hill）调查，发现了储量丰富、便于开采的铁矿床。后来，也是在他的建议和帮助寻找下，中国政府开发了河北宣化的龙烟铁矿。因勘察和发现铁矿有功，1915年春，安特生得到袁世凯总统的接见。1916年，他因此贡献荣获黎元洪大总统签署的三等嘉禾奖章。
↑ 图三：安特生获中国政府嘉禾奖章（1916）
1916年春，安特生到山西南部调查铜矿。后到达垣曲县，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始新世的河湖相堆积，并采集了一批贝壳化石，这一发现激发了安特生对中国古生物化石的研究。
1918年3月，在燕京大学化学教授吉布（J. McGregor Gibb）的介绍下，安特生前往北京房山县的鸡骨山（即后来的周口店第6地点）考察，采集一批动物化石。随后他与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商讨了在中国采集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办法，决定由安特生从国外聘请有关专家，采集标本送瑞典研究，然后分别藏于瑞典博物馆和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需经费由“瑞典研究中国委员会”（Swedish China Research Committee）筹措提供。同年10月，安特生通过家住仰韶村的王某介绍，首次前往河南渑池、新安一带采集化石，后在新安县发现了三趾马黏土层。
1918年5月，安特生得知山西保德县有龙骨发现，遂派员前往。两位采集员在太原城东的陈家峪发现植物化石，后证明这是东亚一处重要的植物化石产地。12月，他再次派员前往保德，收集到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为此安特生向瑞典研究委员会和乌普萨拉大学的维曼（Carl Wiman）教授提出申请，希望能为他寻找一位助手研究这批化石，后来，维曼教授将在他那里学习的奥地利青年学者师丹斯基（Otto Zdansky）派往中国协助安特生的研究。1921年春，师丹斯基抵达中国。
↑ 图四：安特生在河南野外地质考察（1918）
1919年夏，安特生休假来到内蒙古，在锡林郭勒盟发现了海狸动物群化石。1920年夏，他再次来到内蒙古，并进行发掘，采集到一批青铜器，并将这些铜器命名为“绥远青铜器”（Suiyuan Bronze）。
1920年冬，他派助手、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赴仰韶村一带采集化石。因刘在地质所见过石器标本，他在仰韶村发现许多老乡家里都有石器，便开始收集。后来得知石器就出在村子附近时，他便去寻找、采集。后来他将收集的600余件石器全部带回北平。安特生见后，认定那里应有一处史前时期的遗址。
1921年夏，安特生偕美国和奥地利的地质古生物学家格兰杰（Walter Granger）、师丹斯基再次考察鸡骨山，从当地村民口中得知，南边一座山上龙骨更多，而且很大，便找了向导前去考察，在那里找到了哺乳动物化石。安特生注意到在堆积中有白色的脉石英石片，他当时敏感地意识到这处地点极为重要，激动地对同伴说：“这里有原始人，现在我们大家必须去寻找他。”安特生将这个地点编为53号，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龙骨山北京人遗址——即周口店第1地点。同年夏，师丹斯基在此地发掘了几个星期，后将采集化石标本运至乌普萨拉大学的维曼教授研究室修复整理。1923年，在这些标本中发现两枚古人类牙齿化石。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在刘长山陪同下前住仰韶村，目的是查证那里是否有史前遗址。4月21日，他在村南冲沟的断壁上发现原生的灰层和袋状灰坑，并发现有彩陶片和石器共存，却未见任何金属器，他确认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了弄清这座遗址的性质和内涵，他想进行一次发掘。但他知道这是件大事，应向中国政府请示。返回北京后，他向中国农商部部长和地质调查所所长做了汇报，并申请进行发掘。
6月10日，安特生转赴奉天（今辽宁）锦西县（今葫芦岛市）的大窑沟调查南票煤矿。同行的有地质调查所的朱庭祐和采集员白万玉、美国远东调查队队员詹姆斯·黄（James Wong）。此时，安特生对考古兴趣日浓，当得知沙锅屯附近有些石灰岩洞穴后便去调查，但没什么发现，遂留下白万玉和黄挖掘沙锅屯洞穴遗址，自己前去调查大窑沟一带的煤田。几日后返回，看到洞内挖出有人骨和陶片，便马上加入进去，采用分层的方法挖掘。后见出土人骨日众，遂电告北平协和医院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博士（Davidson Black）前去鉴定。此次发掘在洞内共出土42具人骨和少量陶器、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
在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后，1921年10月23日安特生遂同地质调查所的5位工作人员和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赴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住在村内大户王兆祺家，10月27日开始进行正式发掘，12月1日发掘结束。35天发掘了17个地点，获得一大批珍贵的史前遗物。其间，安特生和师丹斯基还在渑池调查发掘了不召寨遗址，安特生的助手陈某发现了西庄村和杨河等遗址。12月，安特生返回北平。其助手赵某仍留在河南，此人住在河阴县（今荥阳一带），在那里发现了秦王寨、池沟寨和牛口峪等遗址，并采集一批遗物。
↑ 图五：安特生、袁复礼与乡绅在仰韶村合影（1921）
1922年，安特生、师丹斯基和中国地质学家谭锡畴前往山东省蒙阴、莱芜一带调查，发现了中生代的恐龙化石。
1923年5月，经中国农商部矿政司和地质调查所批准，由瑞典科学研究会资助，安特生、袁复礼等人一起前往中国西北进行考古调查。途中在西安以东发现十里铺遗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曾发现一批战国至汉唐时期的墓葬）。6月21日抵兰州，继而西行去青海。在西宁东发现十里铺遗址，后返回发掘一周。7月中旬赴青海湖拟做环湖旅行，途中发现朱家寨、下西河、卡窑、寺儿寨等遗址，在青海湖东北方向发现一处遗址。8月21日转入贵德谷地，发现了罗汉堂、文昌庙、候家寺等5处遗址，在罗汉堂发掘了两周。9月15日，返回西宁发掘了朱家寨遗址。
12月，安特生返回兰州，通过英国传教士乔治·安得鲁（Andrew， G.F.）介绍，购买了近200件出自洮河流域的彩陶。缘此他萌发了去洮河考察的念头，但向他出售彩陶的人隐瞒了陶器的具体出土地点。1924年3月，又有人卖给他一批明显是刚出土的彩陶，此时他感到，购买陶器容易引起纷争，也助长了盗掘遗址的风气，遂要求地方政府出面禁止盗挖。
4月下旬，他携助手进入洮河流域，调查和发掘了史前遗址13处。其中，著名的有灰嘴、辛店、齐家坪、马家窑，半山边家沟、瓦罐嘴和寺洼山等，这几处遗址后来陆续成为著名的史前文化命名地。
此外，他和助手在兰州及东面的榆中县境内调查发现了塔石川、高营、曹家沟等12处史前遗址。1924年春，他派助手白万玉前往西汉水流域的礼县发现了白石铺、石桥镇、红土坡3处遗址；在渭河流域的天水、清水发现了刘家上磨、七里墩等4处遗址。
同年夏，他派助手庄永城赴享堂（今青海民和县）的米拉沟、小南川、核桃庄调查收购陶器，后在马厂垣发现了两座墓葬，获得一批遗物，马厂类型文化遂由此得名。
7月下旬，安特生前往河西走廊，8月8日至9月6日，发现了永昌三角城、民勤沙井、黄蒿井和古浪土门子等遗址。此行的线索是根据安的助手白万玉1923年在这一带调查提供的。他在沙井一带发现2处墓地、1处居址，包括在沙井南墓地发掘了44座墓葬和柳湖墩遗址，获取一批珍贵的陶器、铜器和石器，后来的沙井文化便得名于此。
10月，安特生返回北平。翌年4月，根据有关协议，他携带大批文物返回瑞典。
↑ 图六：安特生陪瑞典王太子王妃访问山西（1926）
1926年，安特生陪同“瑞典研究中国委员会”主席、王储古斯塔夫六世（Gustaf VI Adolf）访华。10月22日，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平各学术团体举办的欢迎招待会上，安特生正式宣布，师丹斯基1921年和1923年在周口店发掘的化石中发现两枚古人类牙齿，遂引起轰动。经步达生研究，他将这一从未面世的古人类命名为Sinanthropus Pekiensis（北京中国人）。美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葛利普（A.W. Grabau）则给它起了个俗名：“北京人”（Peking Man）。安特生还建议要继续发掘周口店，后经步达生多方奔走，促成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签署合作协议，成立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制订了为期两年的系统发掘计划。1927年正式开始大规模的发掘，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步林（Briger Bhlin）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此举为后来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奠定了坚实基础。随后，安特生前往山西考察，他的助手庄永城在浑源县李峪村等地发现史前时期的遗址。1927年4月，安特生离开中国。
1929年，“远东古物博物馆”（The Musem of Far Estern Antiquities）在斯得哥尔摩建立（今名“东亚博物馆”OSTASIATISKA MUSEET）。安特生任首任馆长。同年该馆开始出版《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每年一期。
↑ 图七：安特生在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
1936年底，安特生再度访华，目的是根据1925年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签订的协议，将在中国采集的古生物化石和出土文物的一半归还中国。此次安特生在上海和南京停留五周，在南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和地质调查所演讲，会见科学家，参观地质矿产陈列馆。在南京他会见了中国考古学家，并参观30年代中国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年轻的考古学家尹达指出，安特生把仰韶村遗址的东西统统归入仰韶文化有问题，实际上该址有些内涵应属于龙山文化。而不召寨遗址则是一处单纯的龙山文化遗址。安特生认真、虚心地听取了中国考古学家的意见，表示回国后要认真地检查一下自己在中国所做的工作记录，看看有哪些失误。
1937年，安特生应华西协和大学考古艺术民族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邀请，前往西康地区进行地质和考古调查，以确定今后开展发掘的遗址点。与他同行的除葛维汉之外还有他的秘书维维安（Vivian Dorf）小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祁延霈和四川大学的周宪和（Xianhe）教授[Graham, David Crockett. “37. Recent Research Expeditions in West China.” Man 38 (1938): 42–42.]。他们在雅砻江上游的道孚（今属甘孜州）河谷调查发现17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一批史前时期的石器和陶器[资料现藏四川大学博物馆]。年底，安特生由四川转入越南北部考古至次年1月，并顺道在香港考察了南丫岛（Lamma Island）等史前遗址。
↑ 图八：安特生（右一）与葛维汉等在打箭炉（今四川康定）
1939年，安特生卸任馆长一职，由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 Klas Bernhard Johannes）继任馆长。退休后，安特生在家中继续研究，完成他有关中国考古学的著作。
1960年10月29日，安特生在斯得哥尔摩谢世，享年86岁。
二
安特生博士一生有关中国的著述甚丰，所涉及的范围包括中国考古学、地质学及古生物学。以下我们以时间为序，择要予以介绍。
《中华远古之文化》（The Early Chinese Culture），《地质汇报》第五号第一册，1923年10月北京京华印刷局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袁复礼译。该书是仰韶遗址的发掘简报，也是作者最初的研究成果。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前的汉族人遗存，时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稍晚。该址发现的陶鬲和长方形石刀是中国最有特色的传统器物，这些看法很有见地。他在此书的结尾部分提出，西方文化曾影响到中国，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总之，该书定名“中华远古之文化”已很能说明问题。
《奉天锦西县沙锅屯之洞穴堆积》（The cave Deposit at Sha Kuo T'un in Fengtien），《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一册，1923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用中、英两种文字印行，袁复礼译。本书介绍了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的发现经过、洞内的文化堆积和出土遗物。安特生认为这是仰韶文化向东北一带殖民的遗存，时代略晚于仰韶。
《中国北部之新生界》（Essays on the Cenozoic of North China），《地质专报》甲种第三号，1923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该书有中文提要，袁复礼译。
《河南的一座史前村落》（A Prchistoric Village in Honan），《中国科学艺术杂志》第一卷，1923年。
《甘肃考古记》（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1925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乐森译。这是安特生在中国西北考古调查的初步研究报告。他将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分为“齐家——仰韶——马厂——寺洼——沙井”六期，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末至青铜时代初。他认为，甘肃彩陶较河南发达，又不见陶鬲，进而推测中国彩陶应来自西方。本书还附有步达生撰写的《甘肃史前人种说略》一文，由李济翻译。
《中国史前彩陶的象征》（On Symbolism in the Prehistory Painted Ceramics of China），《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一卷，BMFEA，NO. 1，1929年，斯德哥尔摩。
《远东古物博物馆的源起与目标》（The Origin and aims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一卷，BMFEA， No. 1，1929。
《穿越草原之路》（Der Weg uber die Steppen），BMFEA， No.1，1923年，斯德哥尔摩。
《动物风格的狩猎幻术》（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BMFEA， No.4，1932年，斯德哥尔摩。
《鄂尔多斯青铜器精选》（Selected Ordos Bronzes），BMFEA， No.5，1933年，斯德哥尔摩。
《黄土的儿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Kegan Paul出版，1934年，伦敦。该书1932年先在瑞典出版，副标题为“史前中国研究”，后由克拉森博士（Dr. E. Classen）译成英文。此书以时间为线索，按内容翔实记录了安特生在中国的一系列重要发现，涉及矿业、地质、考古、古生物和民俗等多个学科，其中重点介绍了周口店、仰韶村和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工作，包括中国黄土高原的地貌等。书内还附有大量插图，是一部优秀的科普通俗读物，但在考古方面的研究并未超出他以前的认识。40年代初，松崎寿和将此书译成日文，名曰《黄土地带》，并在书中增加了一些新的考古发现。
《古代中国的金匠》，（The Goldsmith in Ancient China），BMFEA No.7，1935年，斯德哥尔摩。
《西康的冰川和考古研究》（Glaciolog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Hsi Kang），BMFEA Vol.Ⅱ，1939年，斯德哥尔摩。
《远东地形及考古研究》（Topo Graph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the Far East）， BMFEA， No.Ⅱ，1939年，斯德哥尔摩。
《史前中国之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BMFEA. No.15，1943年，斯德哥尔摩。本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安特生对中国史前文化的研究，并对以往的一些认识作了检讨。全书300余页，图版200幅。
《朱家寨遗址》（The site of Chu Chia Chai），BMFEA No.17，1945年，斯德哥尔摩。
《河南的史前遗址》（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BMFEA，No.19，1947年，斯德哥尔摩。该书主要报导了仰韶村、不召寨及河阴县几处史前遗址的材料，并同甘肃、山东等地的考古材料进行了比较。
此外，还有几部重要的考古著作，虽然不是安特生所撰，但使用材料都是安特生在中国工作时获取的，在此亦按出版年代介绍如下。
阿尔恩（T. J. Arne）：《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Painted Stone Age Pottory from the Province of Honan）《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1号第2册，1925年，北京。该书主要报导了秦王寨遗址的材料。作者认为仰韶文化是汉族祖先的遗留，但后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巴尔姆格伦（Nils Palmgren）：《半山、马厂随葬陶器》（Kansu Mortuary Urns of the Pan Shan and MaChang Groups），《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3号第1册，1934年，北京。本书作者采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半山、马厂文化的出土陶器进行了研究。所用材料是藏于远东古物博物馆的一半（另一半归还收藏于中国地质调查所），对于未收入本书的陶器（指分藏于瑞典和中国的），作者也列入总目，以备查考。
白林·阿尔辛（M. Bylin Althin）：《齐家坪和罗汉堂遗址》（The sites of Chi Chia Ping and Lo Han T'ang in Kansu），BMFEA，No.18，1946年，斯得哥尔摩。
鲍·索玛斯特洛姆（Bo SommarstrÖm）：《马家窑遗址》（The site of Ma Kia Yao），BMFEA No.28，1956年，斯德哥尔摩。
三
本文不准备详细论述安特生博士在学术研究中的是非功过。这一方面限于篇幅，另一方面是已有学者对此有专门论述[严文明：《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仰韶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安特生在华工作10余年，在不少方面有开创之功。如著名的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即由他首发嚆矢，功不可没；仰韶村的发掘不仅标志着田野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同时也揭开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原始社会史研究新的一页，这一发现以铁的事实证明，中国有着非常发达的石器时代文化，也使得那些认为中国没有史前文化的谬说不攻自破。此外，安特生对中国早期的矿业开发、地质学和古生物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括之，安特生作为一名中国政府聘请的外籍专家，其工作尽职尽责，遵守中国的法律制度。他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发掘事先都征得了中国政府有关机构的准许，包括将文物运往瑞典进行研究和收藏也是通过双方的协议按有关规定办理的。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他秉持谨慎认真的学术态度。这里并不否认他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譬如他未能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区分开来，将齐家文化的年代错误地排在仰韶文化之前，受西方某些学者的影响，误以为中国的彩陶文化是从西方传入的。但这些毕竟是学术问题，也是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此外，我们也要看到，安特生尽管身为地质学家，但在来华之后的考古学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推论是正确的,这很难得。当中国学者后来指出他的工作有失误时，他的态度是谦虚认真的，在《史前中国的研究》一书中他写道：“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的时候，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是丢脸的。”
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有着的深厚感情。通过对中国史前考古的研究，他注意到，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和印度文明都已灰飞烟灭、过早夭折了。唯独在中国有一个延续不断、勤劳勇敢、热爱和平的民族，从仰韶村到安阳殷墟，历经沧桑，虽多次被勇武的北方草原民族征服，但其文化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且绵绵不绝。这充分显示出安特生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这种友好情谊还体现在他回国后依旧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他非常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希望中国人民早日取得胜利。他在《史前中国之研究》一书中写道：“总有一天和平会重新来临，那时，中国的科学家将收复他们失去的领土并重新开始他们（被迫中断的）研究工作”。正是由于安特生在中国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瑞典王储也从经济上对他予以资助，后来还专门为收藏中国文物建立了远东古物博物馆。1950年，中瑞两国正式建交，瑞典方面曾就他们所收藏的中国文物专门向中方做了说明。此后，来华访问的瑞典客人也每每将安特生在中国的这段工作经历作为中瑞两国人民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来传颂。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安特生在中国的工作却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一些纯学术问题被强行同政治搅到一起，有些文章甚至毫无根据地指责他是殖民主义者，是在中国进行掠夺的帝国主义分子……
近些年来，随着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学术界逐步恢复，我们才有可能将扣在安特生头上的不实之辞摘掉，澄清这桩学术公案，还历史以真实。我想这正是中瑞两国科学工作者所期望的。
严文明先生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对安特生这个人，以及他在中国从事的考古工作，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全面分析，给予应有的评价。否则就很难正确地写出仰韶文化发现和初步研究的历史，也很难正确地写出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发展的历史。”
上述意见，他曾专门征求过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夏鼐、苏秉琦，两位老先生亦有同感。苏秉琦先生曾特意指出：
“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论不要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不要超越学科发展阶段的特点，不加分析地以当代的水平苛求前人。前人的研究有成就，也有失误；我们的研究有成就，有时也有失误，我们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吸取成功和失败的教训之后，才使学科得到发展的。”
苏先生还意味深长地说，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开了两个成功范例之先，即中外学者联合发掘研究的成功范例和多学科合作的成功范例。
依此，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又何尝不是中外学者联合发掘和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呢！
原标题：《海外考古大家访谈｜安特生：对中国史前考古作出重要贡献的西方学者》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李水城
编辑：诸鹏飞
审核：盛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