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的血统可追溯至3个高度分化、彼此不同的远古人群（化石网配图）
（化石网报道）据中国社会科学报（实习记者 闫勇）：近期，德国图宾根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组成的联合科研团队，分析了来自三个地区的古代人类遗骸基因，并将其与当今全球200种不同血统的2400多人的基因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今日欧洲人的血统可追溯至3个高度分化、彼此不同的远古人群的结论。此外，该研究也带来了更多新颖的发现和未解的谜题。9月17日，《自然》杂志官网全文刊出了此项研究成果的论文。
当代欧洲人的基因来源是三个而非两个
传统观念认为，欧洲人的祖先来源于本地的狩猎—采集者和近东的农业移民。1.1万年前，近东地区出现了早期农业和畜牧业，这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各地狩猎—采集者渐渐被农业人口所取代。农业使人类的食物渐渐稳定，带来人口大规模增长，城镇和各种复杂的社会组织也随之出现。
考古学证据显示，欧洲中部出现农耕的时间大约在距今7500年前，此时出现了以陶器文化为代表的定居型农耕文化。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在讨论，来自近东的大规模农业移民及其带来的创新技术和牲畜，是否改变了欧洲的生活方式。近年来，对欧洲远古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业人口遗骸的基因研究，证明了欧洲的农业传播和人口迁移是同步进行的，但当时农业移民对欧洲土著居民在遗传基因规模和分布方面的影响还是未解之谜。
图宾根大学和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学者研究的古代人类遗骸分别是：一位德国南部斯图加特一带距今7000年的农民、一位卢森堡劳施布（Loschbour）岩洞的距今7000—8000年的狩猎—采集者和一位瑞典莫塔拉（Motala）的距今7000—8000年的狩猎—采集者。
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最令人惊奇的是，当今欧洲人的祖先来自于三个而不仅仅是两个远古人群。第一个是欧洲西部的狩猎—采集者，当今欧洲人都拥有这部分人群的血统，但是今天的近东居民却没有其血统；第二个是于7500年前从近东迁徙而来的农业人口。这两个人群并不出人意料，不过第三个古代人群却相当神秘，他们分布在欧亚大陆北部的高纬度地区，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西伯利亚人有关联，是北美土著印第安人和欧洲人的基因桥梁。在今天的近东居民身上也可以找到他们的基因。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曼纳萨·莱格哈文（Maanasa Raghavan）和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庞特斯·斯科格隆德（Pontus Skoglund）等学者对这一人群的基因研究显示，这一人群和北美土著印第安人拥有部分相同的基因。
研究团队成员、美国波士顿布劳德研究所的尼克·帕特森（Nick Patterson）表示：“第三个古代人群特有的基因在前面两个人群中并不存在。”
第三个基因来源何时到达欧洲尚不得知
这些神秘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人类是何时来到欧洲的？对此，图宾根大学学者约翰尼斯·克劳斯（Johannes Krause）表示：“现在看来，第三个人群无疑是在近东农业人口之后迁徙到欧洲的，但是我们尚不清楚他们到达欧洲中部的具体时间。”
运用现今人类和古人类基因的大数据，学者可以计算出这些古人类基因在今天欧洲人基因中所占的比重。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约瑟夫·拉扎里迪斯（Iosif Lazaridis）说：“几乎所有欧洲人都有这三种人群的基因，不同地区欧洲人基因的区别在于这三种不同基因所占比例的多少。北部欧洲居民拥有较多的来自狩猎—采集者的基因，例如，立陶宛人的这种基因的比例多达50%，而南欧人则拥有更多的早期农业移民的基因。”不过，他强调：“这些早期农业移民本身也含有一些狩猎—采集者的基因，他们并不是从近东土生土长、完全未经混血的。”
古代欧洲人是怎样与这些来自欧亚大陆北部的远古居民融合的问题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又充满着神秘色彩的谜题。拉扎里迪斯表示：“欧亚大陆北部古代人群的基因在欧洲各地居民的基因中所占比例最少，不超过20%，但是我们发现，几乎所有我们研究的当代欧洲人的基因，包括近东和高加索地区居民的基因中都含有这一类古人的基因。我们推断，在新石器革命之后，欧亚大陆西部一定发生了某种影响深远的变化。”
基因研究或改变考古学认知
研究人员分析发现，这些早期狩猎—采集者可能有蓝眼睛和较深色的皮肤，而早期的农业移民则有着棕色的眼睛和较浅的皮肤。这与我们过去的认知截然不同。这两个人群的基因都有着很高的淀粉酶基因含量，这表明他们已经适应了富含淀粉的食物。但是，研究人员发现这两个古代人群在其成年期都无法消化乳糖，而这与今天欧洲成年人普遍能消化乳糖的情况正好相反。这说明这些古代欧洲居民可能还没有长时间饮用牛奶的习惯，也说明了奶牛被中东居民驯化并且传到欧洲可能是后来的事情。
上述这些基因研究的结论确实与人们旧有的认知和观念产生了一些冲突，可见基因研究等科技手段的应用在给考古学提供有力帮助的同时，也给学界的传统研究方法，甚至对已有的研究结论带来了新的挑战。就此话题，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陈洪波向记者表示：“基因技术介入考古之后，有许多惊人的发现，比如现代人类起源的‘夏娃理论’。这次发现的欧洲人第三个基因来源也是一例。这些发现弥补了考古发现的不足，令考古界十分振奋。但有时基因研究的结果与现有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恰恰相反，也令考古学家们不知所措。例如，中国科学院相关课题组2012年发表在《自然》上的植物基因研究结果表明，水稻栽培起源广西，而非考古学界一致公认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对于这一几乎背离现有考古学常识的结果，考古学界至今仍然保持沉默。谁是谁非，仍然需要时间来验证。”
对于基因研究在考古学的应用，克劳斯既表示谨慎又怀有憧憬：“我们对人类祖先复杂的遗传关系的理解才刚刚入门，只有从远古人类遗骸中找到更多的基因数据才能解开史前的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