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成员在尼阿底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张晓凌
（化石网报道）据北京日报（骆倩雯）：北京时间2018年10月10日23时11分，夜深人静，但高星、张晓凌、葛俊逸三人的微信群随着一条消息的到来，被点燃了——《科学》（Science）杂志将发表他们团队的研究论文！
张晓凌激动得几乎一宿没睡，脑海里闪现的全是这8年来在青藏高原的种种，“值得开一瓶茅台庆祝！”
团队发现的尼阿底遗址，是来自青藏高原腹地的重大考古发现，这项发现将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推前到4万年前，也书写了世界范围内史前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最早记录。
“尼阿底遗址的发现圆满地解决了遗传学和考古学对人类最早涉足青藏高原时间的不同认知问题” “作为青藏高原乃至世界上最高和最早的考古遗址，尼阿底遗址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人类适应生存能力的了解” ……论文获得了评审的高度肯定。
是时候去填补西藏的空白了
考古，女博士。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总觉得少一些生活情致。但张晓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女博士、尼阿底遗址考古发掘领队却颠覆了记者对女博士的印象。
“考古的女博士离书卷气要远一些，因为在野外考古的时候要和各类人打交道。”张晓凌性格爽朗，快言快语。
张晓凌喜欢历史，可她读史书时经常会怀疑书上写的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毕竟能记录历史的人是少数，而记载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主观性，我总觉得在被记录下来的史料之外，还有一份被遗漏的历史，很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能力挖掘出来，让自己看到，也帮助别人看到。”
考古就是一个还原历史的好方法，因为足够客观。
1999年，张晓凌正式与考古结缘。大学学了四年考古，又继续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读了硕士和博士，张晓凌一直跟着她的老师、考古学家高星做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
旧石器时代，指的是220万至1万年前这一段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人们靠什么为生？是怎么存活下来的？那个时代还有些什么……旧石器时代实在是太久远了，留存的历史资料非常稀缺，而张晓凌他们研究的整个目标就是这段历史。“我们人类都很关心自己是从哪儿来的，祖先是谁，恰恰越是久远的问题就越发神秘，这正是我认为去探究这段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
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历史，全国很多地区都有被发现的遗址，但唯独青藏高原是空白。很多人认为那里从前是没有人的。“青藏高原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一，那么大的一片土地，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难道真的就没有人吗？”小时候的较真劲儿又“犯”了，张晓凌想亲自去找一找远古人类的痕迹。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科院就组织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开始寻找旧石器时代遗址，60年来，各个团队在西藏发现了将近100个点位，可遗憾的是，都只是在地表上发现的打制石器,无法确认年代；深埋地下、通过泥沙可测年代的物品却一直没有人发现。
2010年，研究所邓涛研究员去西藏调查古生物时，带回来一些在那发现的打制石器。张晓凌赶紧和老师高星研究、商量，两人一拍即合，“我们都觉得是时候去做这件事了，看看能不能有幸把西藏这个空白填上。”
考古的兴奋战胜了高原反应
对西藏，张晓凌一直很想去却又不敢去。一方面是担心自己的身体是否能适应高原反应，另一方面是对这个地域的敬畏之心，“可以说是神往而敬畏。”
而这一次，是时候了。2011年夏天，张晓凌第一次上高原。她想先去探探路。第一站先来到了可可西里的沱沱河地区。“一片荒芜，环境非常恶劣，耳边只能听见大风呼啸。”
海拔一下达到了4000多米，漫天黄沙，没有任何植被，干燥的风刮在脸上如刀割般。
头疼，剧烈的疼痛。每天一到晚上，张晓凌想着第二天一定要回去。可真正到了第二天，她爬上荒山、走下水沟时，兴奋难掩，就完全忘了头疼的事儿。这种情况反复持续了一周，一周以后，头不疼了。“很神奇，我想我是适应了。”
但毕竟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一爬山，张晓凌就喘得厉害，感觉呼吸都困难。每当这时，她就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静静地看着蓝天做深呼吸。“一会儿这股劲儿就过去了，没事了。我觉得自己是可以做这件事的。”张晓凌也更坚信，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人们也一定可以适应高原的生活。
第一次入藏，张晓凌去了一个多月，回来的时候又带了一些在地表发现的打制石器。
2012年6月，得到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支持，张晓凌带着6人的考古团队进藏了！
西藏到8月就能看见雪山了，为了尽量避开极寒天气，张晓凌团队每年最多只有两个月的考古时间。第一次集体行动，他们计划去那曲、日喀则和阿里地区。西藏的湖泊星罗棋布，大大小小不胜枚举，而他们的路线也都是沿着湖来设计，“人类都要逐水而居，寻找也要从背山向水的地方开始。”
上了高原，状况就来了。一名平时身体状态非常好的队员，晚上头疼得根本睡不着觉，“不用担心，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放轻松。”张晓凌为他打气；另外一名队员，到了那曲后，头疼欲裂还伴有腹泻，情况非常严重，张晓凌几次带着他去医院，并不断地鼓励他。幸好，不到一周，两人就都适应了。
高原的生活是艰苦的。大部分时候，张晓凌和队员只能睡在村委会的会议室，沙发上铺上睡袋就是一张床了。
虽然有很多成员是北方人，但张晓凌尽量要求他们都吃米饭，不要吃面条。“高原沸点高，煮一碗面条的时间太长了，我们真的是等不起。”
高原上的气温太低，风沙又大，队员们个个穿着羽绒服、冲锋衣，裹得严严实实的，还都灰头土脸，张晓凌总是笑着说，“根本分不出来男女，我跟他们一样，都是‘男人’。”在野外考古，他们一两个月都洗不了澡。
这一路上，张晓凌团队又发现了不少地表上的打制石器，虽然有收获但没有实质性突破。“我很焦虑，感觉‘压力山大’，非常希望能出东西。”队员中的长者王社江看出了她的焦虑，“积累不到，即使路过了也不会发现。慢一点，水到自然渠成。”
是啊！各个科考团队做了60年都没有发现，我才来了两次，凭什么就一定会有成绩呢——张晓凌豁然开朗，她知道，考古靠的是毅力，同时运气也少不了。
石叶石器带来的惊喜
考古的道路是漫长的。
2013年6月，张晓凌带领团队再上高原。他们选择了西藏第一大湖色林措，前一年他们曾去过湖的北边，但一无所获；这一次他们想再去湖的南边看看。
或许是积累够了，也或许是幸运女神降临。登上这片大约有2平方公里的湖滨阶地，团队成员惊喜地发现，这里有非常多的打制石器，数量庞大到前所未有。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了之前只在图片上见过的石叶石器。
石叶石器的形状是一块长条形，相比于普通的打制石器，形状比较规则。石叶石器的遗存在欧洲、非洲、西伯利亚地区比较普遍，但在中国非常少见。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它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独特的工具，代表着古人类制作工具技术的进步。
兴奋啊！一时间，大家激动得在空旷的土地上呐喊、奔跑。
他们选了一个石器比较密集的地方开始挖，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貌，只能两个人用巴掌大的铁铲慢慢掘，开掘一平方米的面积，每往下挖5厘米，就得拍照，并做好数据记录。挖了大概两三天，挖到1.4米深度的时候，惊喜再次降临，又看到了石叶。他们采集了泥土样品，准备带回实验室，从泥土里提取石英砂粒，根据这些石英砂在埋藏过程中磁性信号逐渐衰变的原理，开展光释光测年。团队还从现场采集了孢粉、植硅体，都是在土和泥沙中找到的植物的残留成分。
“当时就觉得这个地方很重要，肯定是有年代的。”张晓凌觉得看见了曙光。他们马上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发掘执照，以便于做更深层的挖掘。
根据考古以就近最小地名命名的原则，这片遗址被取名为“尼阿底遗址”。尼阿底是最近的一座山的名字，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小腿型的山脉”。
在大家还沉浸在喜悦中时，麻烦来了。
科考的路上，常常是艰困的，有时还险象环生。高坡上滚落的浮石，泥地里深藏的泥潭，经常让车辆瘫痪。从尼阿底出来去阿里的路上，张晓凌团队遇上了车祸。
小道上突然出现的深坑，车辆避之不及，一头栽了进去。司机和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队员，一个手部骨折，一个腰椎骨折；坐在后排的几名队员手部、头部也轻微受伤。
现场的海拔有5000米，手机没有任何信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身为领队，张晓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必须马上把两名骨折的伤者送到医院。
可是他们一共7个人，还有大量的仪器，一辆车最多只能坐5人。这意味着，有两名队员不得不和仪器一起被“抛在”这个荒郊野外。
“很内疚但又没办法，必须得先救人。”张晓凌心里很忐忑，因为她不知道开往医院的路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更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再回来接上这两名队员。
车开了4个小时，张晓凌带着两名伤者抵达了最近的县医院。但环境实在太恶劣，县医院里根本没什么医生，连X光片都拍不了，只能去最近的日喀则医院。
此时，张晓凌想找一辆救援车去救被困在车祸现场的两名队员，可是联系了一大圈，根本找不到车，连当地政府都帮不上忙。她还去附近的工地找车，也无果。最后还是从日喀则找了一辆车接伤者，然后他们之前坐的这辆车，由一名队员再开4个小时回去救援。
一来一回，差不多10个小时。当两名队员被救下来向张晓凌报平安时，她那颗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地。
4000多件标本测定年代
把带回来的样品送进实验室研究，等待结果的过程也是漫长的。为了得到更全面的数据，他们把样品送进了不同的实验室。
2015年年底，南京大学实验室发来了反馈：用光释光办法推算得出，石叶石器大概在3万年前。
“3万年前，跟我们的预期还是吻合的。”虽然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张晓凌心里清楚，尼阿底遗址的考古发现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支持和检验。
2016年夏天，张晓凌团队又进藏了。这一次，她多了一个身份——母亲。为了再次登上高原取样，张晓凌忍痛给还不到一岁的女儿断了母乳。
结束一天的考古工作，都得晚上八九点了。而此时，很多队员都顾不上吃饭，漫山遍野地找手机信号，为的就是跟亲人和朋友报个平安。在视频中看见幼小的女儿，张晓凌也恨不得立即飞回到女儿身边。
吃完饭，队员们还得把白天记录的数据和拍下的照片全部备份。高原上没有电也是常有的事，他们借来了一台发电机，可机器也经常坏，赶上雨雪天，队员们都得互相打着伞修电机。“考古的人，恨不得接电线、修电机什么的全都学会了。”张晓凌打趣道。
这次回到尼阿底遗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采集足够多的样品。年代测定是这项研究中最难且最有挑战的地方，而年代的验证需要大量的数据来相互检验和验证，加上又是古环境，他们需要比提取常规的样品付出5倍甚至10倍的努力。
有了国家文物局颁发的发掘执照，这一次，张晓凌和团队成员挖了20平方米的面积，深度达到2.2米。相比2013年提取的10多件标本，这一次，他们提取的标本数量达到4000多件。
2017年5月到2018年4月，细心打磨了近一年时间，张晓凌团队向《科学》（Science）杂志提交了研究论文“The earlies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high-altitude Tibetan Plateau 40-30 thousand years ago”，公布了来自尼阿底遗址这处来自青藏高原腹地的重大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成果。论文正文虽然只有短短1500字，但附上的材料和数据就有五六十页。
好事多磨。
杂志评审组不久便发来了疑问：所用的剂量率是否能代表当时的环境？也就是说，是否具有普遍性。
剂量率，指的是单位时间内接受光照的剂量。从遗址现场的土里提取的石英砂，接受多长时间的光照跟改变的程度有关系。而测出来的剂量率就能计算出光照时间，再通过换算得知具体的年代。
团队马上商量解决方案。一是再次回到现场取样，但地层变化太大，取多少样品才能达到要求是未知的，而且工作量实在太大。权衡之下，团队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直接借一台仪器去测剂量率。
测量的仪器全国只有一台，团队只能从中国地震局地质所借来仪器，又临时找了所里的一名同事现学如何使用仪器。这名同事带着仪器从北京飞到拉萨，坐了一天的车，才到达尼阿底遗址所在地。接下来的三天，团队在遗址现场又采集了20多个样品进行现场测量，为论文提供了更详实的数据和证据。
为了补充材料，2018年的5月至9月，张晓凌的团队三上高原。而8年间，为了找寻西藏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痕迹，张晓凌团队先后8次登上青藏高原。他们发现的尼阿底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在青藏高原被发现的唯一一个具有年代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遗址被发现，就能获得保护，这也是张晓凌他们觉得特别欣慰的事情。“每天都有所期待，每次总想着再多走一点，就会有发现。这是支撑我们前行的最大动力。”
质疑、积累、运气，这次，在张晓凌的科研领悟里又多了一个词：好事多磨。
未来，张晓凌的旧石器时代研究考古团队还将继续前行，“人类不可能从天而降到高原上，他们究竟从哪儿上的高原，尼阿底附近的地方还会不会有他们的踪迹。”这些疑团，还在等待着他们去破解。素描：琚理
科技之星 张晓凌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一直从事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工作。
“尼阿底遗址”的发现及研究成果，是他们团队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首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