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与火之歌 在四川稻城皮洛遗址追寻远古人类的秘密

（化石网整理）据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杨博 摄影报道）：十月，高原的阳光仍然亮烈，云彩高挂在蓝天流转。草地已经转黄，风声呼啸。

 

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外大约2公里的一片台地，背倚山峰，三面向水，一眼望去，视野辽阔。这里孕育着神秘的史前文化，是2021年一项世界级重要考古发现——皮洛遗址的所在地。

 

自2021年4月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在此处进行考古发掘，成果丰硕。在考古发掘区域内，大大小小的8个探方，像是大地欲说还休的嘴巴。让它开口的则是近万件石器和用火遗迹。

 

作为远古时期最为重要的生活资料，石器和火的出现，透射着数十万年前青藏高原东南麓存在的生命光芒，流露出原始的渴望。13万年甚至更早以前，古人类的生活图景，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考古队员在皮洛遗址获得的过万件石器，以及发现的诸多用火的痕迹，将为人们描绘。

 

10月31日，记者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皮洛遗址考古工作站获悉，随着高原冬季的来临，皮洛遗址第一期考古发掘即将结束，探索之路将于明年开春后继续。

 

寻石

 

金沙江二级支流旁 新发现百万平方米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大约在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自南向北与欧亚板块发生猛烈碰撞，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诞生了。在这样的寒冷高地，生命怎样诞生，又如何延续？为了寻找答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们数次在高原东麓行走，寻找科学真知。

 

川西高原为青藏高原东南缘的一部分，处在现代人起源及扩散的十字路口上，地理位置关键。2019年至2021年，省考古院团队在川西高原开展了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工作。考古调查队的重要任务，就是寻找旧石器时代古人类赖以生存的工具—打制石器。

 

在旧石器时代，石器几乎是唯一的生产工具，因其特性，即使是数十万年，其原地埋藏保存情况也会相对较好。于是，在每一处沿河的阶地，考古队员们试着将它们从长眠中唤醒。

 

近3年来，考古队员从雅砻江、立启河，到无量河，自东向西，一路来到水洛河流域。皮洛遗址就这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皮洛遗址位于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的三级阶地上，整体平坦，覆盖有厚厚的土壤堆积。2020年5月12日，在连续的调查过程中，考古队员在稻城县七家平洛村后发现零星的手斧遗存。

 

他们一步步踏上阶地，在阶地后缘剥蚀区，越来越多的石器被发现，它们精美又丰富，让沿线调查2年多的考古队员兴奋不已。深厚的专业素养让队员意识到这里的非同寻常，这次探寻愈加细致和谨慎。“遗址规模超过百万平方米，简直超过了我们以往的认知。”省考古院旧石器研究室主任郑喆轩回忆，在连续发现了百余件石器，特别是几十件手斧后，他们向单位报告了这一好消息，并期待进一步的深入工作。

 

发掘

 

已采集、出土石器共万余件 精致手斧闪烁古人类智慧

 

石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让考古专家们回溯过去，还原历史，找寻人类逝去的幼时记忆。

 

2021年4月下旬，皮洛遗址迎来了首次主动性考古发掘。经过初步勘探确定，皮洛遗址宽约500米，长约2000米，整体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为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首次获批发掘的面积为200平方米，共8个探方。

 

伴随土壤一层层拨开，更多的石器不断出现。石片、石核、砍砸器、手斧、各种小型两面器……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被展示出来，甚至还有保存完整的7个文化层。到目前为止，皮洛遗址在地层中共出土石器7000余件，加上地表采集的部分，总数量已超过万件。“太丰富了，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郑喆轩感慨，“我们付出了100%的努力，没想到皮洛遗址回报给我们500%的惊喜。”

 

他介绍，此前，学界大部分观点都认为，远古时期的人类，很难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长期生存。而这次丰富的发现，向后人展示了十多万年前人类的智慧和能力，突破了以往的认知。

 

尤其是其中发现大量的阿舍利技术遗存，实在令人惊叹。阿舍利技术遗存是一套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技术文化。包括手镐、手斧、薄刃斧。此次遗址发掘出土及地表采集的，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数量丰富、地层与时代清晰的阿舍利技术遗存，其中手斧、薄刃斧等石制品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

 

这些打制而成的石器，代表着古人类对狩猎、采集和生存的无限智慧。正如它的对称、薄度，和每一次敲打的印记所昭示的那样。

 

用火

 

发现烧灼痕迹石器 这里的祖先很“灵活”

 

除了石器，火的使用，在人类进化史上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人们从不知道用火，到开始利用和保存天然火，再到学会造火，经历了漫长的进化和学习。用火，意味着人类支配了自然力，将人与动物界分开。

 

当古人类踏上这片土地，人们对它的改造就开始了。此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具有灼烧痕迹的石器。“我们在遗址几个地层内都发现了较多的烧石。”郑喆轩解释，石头经过火烧后，因为受热及热胀冷缩等变化，表面会留下一些变化的痕迹，比如表面开裂，或色彩的变化。

 

通过对烧石的采集、判断和认知，考古队员注意到，在皮洛遗址上，这些烧石及火烧的痕迹相对集中。甚至在有的小片区域内，只存在烧石。“那么这里曾经会不会就是一个火塘呢？”郑喆轩说，在学界有一种理论认为，人类吃生肉和吃熟肉具有很大差别。“熟食能杀菌、热量高、易消化吸收，吃熟食对于早期人类体质和智力发育具有一定作用，人类智力越高、体魄越壮硕，学习能力越快，进而造成人对周边环境的感知，认识自然的水平，都在逐渐提高。”

 

除了用火烹饪熟食，在青藏高原这样的极寒地带，火也有助于取暖及驱赶野兽。郑喆轩介绍，此次遗址发现的三个完整的石器文化序列，也体现着古人类的演化过程。“能够看出来这是古人类一个因地制宜的过程，他们也是很灵活的。”

 

为何没能发现骨骼化石？高原上，常年大风气候以及及季节性冷热交替，骨骼热胀冷缩，有易破碎的特点。经年累月的日晒风吹，“积风销骨”，骨骼很难留存。

 

生存

 

人群或分批、多次来此 活在依山傍河靠林处

 

与历史时期的考古不同，旧石器时代考古，跨越的时间动辄上万年。在漫长的时间面前，人类和尘埃一样微小。根据目前的测年研究，皮洛遗址第三层地层年代不晚于13万年前。这意味着，至少在13万年前，古人类就已频繁登上青藏高原。

 

极寒环境下，古人类如何在高原生存？对此，郑喆轩有一些初步的推想。在专业考古人员眼中，泥土的世界比所见的更加广阔。地层偏红偏黄的色调变化，则标志着气候的冷暖变化；阶地地边的砂质土壤夹杂大量砾石的堆积，可能是曾经的河漫滩；全是砂砾石的地方，一般为原先的河床；而细颗粒的白色黏土，则意味着或许曾有一个小水塘或小湖泊存在。

 

郑喆轩说，一般认为，原始社会的狩猎采集群一般在二、三十人的规模。而皮洛遗址发现了数量如此巨大的石器遗存，表明了古人类反复登上此处生活的过程。“在每一个时段，早期人类也许是很多拨人不停地来到这里，也可能是一拨人在每年的某个时间段反复前来。”郑喆轩说，与现在不同，古人类的生活并不那么稳定。他们的居住地点对于动植物资源的依赖非常之强。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所选择的居住营地也都是短期的或季节性的。

 

或许，他们就在曾经的傍河边，选择石料，制作石器，在周边的丛林狩猎、采集。到了应当继续迁徙的时候，带走了一些必需品。包括便携的，或加工起来比较费劲的石器。而不便携带的，或加工过程中留下的副产品及废料等，就保留在原地，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石器遗存。

 

观点

 

对青藏高原研究具有重大突破

 

“此次手斧的发现，彻底解决了中国、东亚有没有真正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争议。为探索东亚手斧的分布与源流、东西方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等重大学术问题研究提供了支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认为，此次发掘意义重大。尤其其中出土的手斧，在东亚地区也算最为精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则用了五个“没想到”评价此次考古发掘成果。一没想到在极度严寒的情况下发现人类遗迹；二没想到人类征服高海拔地区可以追溯到13万年，甚至更早；三没想到在这里发现了多种文化类型交替；四没想到典型的阿舍利手斧出现在3700米以上的高原上；五没想到这个遗址能够如此清楚地保存了早期人类征服青藏高原的历史进程。

 

而对于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皮洛遗址的发现无疑也相当重要。长期在青藏高原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学者，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张东菊认为，皮洛遗址的发现对青藏高原的考古研究非常重要，具有突破性意义。

 

在2018年，发现于藏北羌塘高原的尼阿底遗址，将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推前到4万年前，2019年甘肃夏河县白石崖溶洞遗址初步研究成果的发表，将人类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进一步向前推早至约19万年前。现在，新发现的皮洛遗址第三层的年代结果已达至少13万年，其下文化层年代将会更老，专家猜测或能达到20万年左右，具体年代有待研究人员的进一步工作。

 

“皮洛遗址保存了连续的多个文化层，出土了丰富的特点鲜明的石制品，为川西高原乃至四川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树立了难得的地层及文化标尺，也为青藏高原的史前人类活动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张东菊说。（原标题：石与火之歌 在四川稻城追寻远古人类的秘密）

 

 

（化石网整理）据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杨博）：近日，记者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皮洛遗址考古工作站获悉，四川甘孜州稻城县皮洛遗址首期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已接近尾声，考古队员正进行最后的文物整理等工作。这处遗址为何重要？10月29日，封面新闻专访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高星，在他看来，稻城皮洛遗址的新发现，“超出以往想象”，可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

 

高星认为，这无疑是近年最重要的、具有世界重大学术意义的考古新发现。其中发现的阿舍利文化遗存，彻底解决了中国、东亚有没有真正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争议，填补了其在亚洲东部的传播路线的空白环节，有利于认识远古人群迁徒和文化传播交流。同时，他提出，人们不需回避阿舍利技术自西向东来的问题。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人群都处在迁徙流动状态，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东方、西方的界线，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群迁徙、文化传播必然存在多向性、复杂性。

 

两次前往皮洛遗址

 

新发现是“以往无法想象的”

 

2020年9月，高星接到一通来自四川的电话。“我们在海拔3700米的地方有了旧石器时代的重要发现。”听了四川方面的初步介绍，兴奋和惊喜的同时，高星内心也有些存疑。“根据以往的经验，在青藏高原上，大部分的石制品都采集于地表，缺少地层就难以判断年代。我当时以为，这次也可能是类似的情况。”高星说，他决定立即去现场看一看。

 

作为专家组主要成员，下了飞机，高星便直奔现场。“太振奋了，非常高兴。”他说，皮洛遗址大片的原生地层和出土的石器标本，都让人感到意外。在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都是剥蚀地貌，而原生地层的出现，为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年代判断和研究遗址特点、古环境背景提供了机会，非常难得。

 

2021年4月，皮洛遗址开始正式发掘，高星再次前往遗址进行实地考察。“这次做好了心理建设，满怀期待地去，又有许多以往不敢想象的收获。”高星说，在青藏高原，能够发现原生地层埋藏的旧石器时代标本本身已经很不容易，而此次皮洛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从下向上、从老到新至少7个文化层，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文化序列，犹如在中国西南竖起起一根支撑中国、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大厦的支柱。其中出土典型的手斧、薄刃斧、手镐组合，阿舍利技术特征十分鲜明，而且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所发现的海拔最高的这类遗存者。

 

“它们的规范性、技术成熟度、典型性，在整个东亚地区看来都是最精美的。”高星认为，这批手斧的发现彻底解决了中国、东亚有没有真正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争议。他说，同去考察的王社江研究员对此次皮洛遗址的新发现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并不过分，这些遗存不仅对于考古学家建立中国西南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还将为研究远古时期人群迁徙、融合及文化传播、交流路线，以及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等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关键信息。

 

填补阿舍利文化传播路线空白地带

 

有利于认识远古人群迁徒和文化传播交流

 

此外，皮洛遗址的空间位置同样非常重要。根据此前的研究，亚洲东部旧石器时代手斧的主要发现地，星星点点分布在印巴次大陆和中国广西百色、广东郁南、湖南洞庭、湖北郧县与丹江口、陕西汉中与洛南、山西丁村、朝鲜半岛等地区。但这些遗址发现的石器并不典型，学者们将其称为“似阿舍利遗存”。

 

那么，西方阿舍利技术遗存与东方的类似发现是否属于同一个技术体系，东西方阿舍利技术人群存在真正的交流吗？皮洛遗址的发现彻底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皮洛遗址的阿舍利遗存，其技术特点、形态与组合，都与西方阿舍利晚期文化非常相近，可以说是典型的阿舍利技术的成熟阶段。”高星说，这意味着，皮洛遗址等含手斧的遗址填补了该技术体系的一个关键空白区和缺环，连接起印巴次大陆、中国南北方直至朝鲜半岛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远古人群迁徒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高星提出了一个阿舍利技术与相关人群在中国、东亚的迁徙传播路线假说。“阿舍利技术的源头应该是非洲，经过西亚-欧洲，再到印巴次大陆，可能从喜马拉雅山南麓进入中国南方，再通过川西高原及其东侧的区域，在从南到北传播。”高星说，这些地点和材料构成了特定时期、特定人群长距离迁徙及文化传播的路线，而皮洛遗址处于一个关键的链接点上。

 

当然，假设的传播、交流路线尚有很多缺环，有待未来的证实或证伪。高星期待着，将来进一步的工作会有更多的发现，对当时人群的迁徙、文化的传播交流以及现代族群的形成，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不需回避阿舍利技术自西向东来

 

人群迁徙、文化传播必然存在多向性和复杂性

 

皮洛遗址的出现，让阿舍利体系自西向东传播的趋势，早期人类可能存在的这条传播路线更加清晰。“这个观点可能会遭到一些人的质疑，为什么总说什么都从西方来？”高星解释，从学术角度而言，人们根本不必回避这样的问题。

 

因为，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根本不存在人们现在所理解的民族、国家以及定性的文化概念。那时的世界都是大同的、一体的。他介绍，人类的祖先从大约六七百万年前起源于非洲，此后开始向各个方向迁徙。既然存在自西向东的文化传播，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华夏大地繁衍的古老人群，也会在不同时期向西或其他多个方向迁徙和传播。在高星看来，不同地区人群迁徙、融合和文化传播、交流一定是多向的、交互的。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过程，是其远古根基。

 

“我们都是同根同源的，现代的各个族群都有非常遥远的历史根系，我们都是基因交流、文化传播、不断融合的结果。”高星说，人类“定居”的概念很晚才产生，出现在农业起源之后。在这之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几乎都在不断迁徙、移动，寻找适合生存的资源和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人们不必将远古东方人群、西方人群及其文化区隔开来。“当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东方、西方，地球就是人类共同的家园。”高星认为，“我们切不可用很晚才发生的定居生活模式和现代国家疆域、民族的概念与狭隘的心理去推测、解释过去人类的行为和文化及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高星强调。 “对于一种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敢于承认多方面的来源，敢于正视它的多样性、复杂性，这才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化石网整理）据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杨博 摄影报道）：甘孜州稻城县皮洛遗址第一期考古发掘即将结束。此前专家称，皮洛遗址为青藏高原的史前人类活动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皮洛遗址为何十分重要？10月2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在他看来，该遗址的发现“超出以往想象”，可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

 

高星说，这是近年来最重要、具有世界重大学术意义的考古新发现。其中发现的阿舍利文化遗存，彻底解决了中国、东亚有没有真正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争议，填补了其在亚洲东部的传播路线空白环节，有利于认识远古人群迁徒和文化传播交流。同时，他提出，人们不需回避阿舍利技术自西向东传播的问题，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人群处于迁徙流动状态，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东方、西方的界线，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类迁徙、文化传播必然存在多向性、复杂性。

 

惊喜

 

两次前往皮洛遗址 新发现是“以往无法想象的”

 

2020年9月，高星接到一个来自四川的电话。“我们在海拔3700米的地方有了旧石器时代的重要发现。”听完电话里的初步介绍，在兴奋和惊喜的同时，他的内心也有一些存疑。“根据以往的经验，在青藏高原上，大部分石制品都采集于地表，缺少地层就难以判断年代。我当时以为，这次也是类似情况。”于是，他决定立即去现场看一看。

 

作为专家组主要成员，一下飞机，高星便直奔现场。“太振奋了，非常高兴。”他说，皮洛遗址大片的原生地层和出土的石器标本，让人感到意外。在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都是剥蚀地貌，而原生地层的出现，为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年代判断和研究遗址特点、古环境背景提供了机会，非常难得。

 

今年4月，皮洛遗址开始正式发掘，高星再一次前往遗址进行实地考察。“这次做好了心理建设，满怀期待。”高星说，在青藏高原，能够发现原生地层埋藏的旧石器时代标本，本身就很不容易，而此次皮洛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从下向上、从老到新至少7个文化层，形成了一个文化序列，犹如在中国西南地区竖起了一根支撑中国、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大厦”的支柱。其中出土的手斧、薄刃斧、手镐组合，阿舍利技术特征十分鲜明，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所发现的海拔最高的遗存。

 

“它们的规范性、技术成熟度、典型性，在整个东亚地区看来都是最精美的。”高星说，这批手斧的发现彻底解决了中国、东亚有没有真正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争议。他说，同去考察的研究员用“石破天惊”来形容皮洛遗址的新发现，这并不过分，因为这些遗存不仅对考古学家建立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还将为研究远古时期人群迁徙、融合及文化传播、交流路线，以及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等系列重大问题提供关键信息。

 

意义

 

填补阿舍利文化 传播路线空白地带

 

此外，皮洛遗址的空间位置同样非常重要。根据此前的研究，亚洲东部旧石器时代手斧的主要发现地，星星点点分布在印巴次大陆和中国广西百色、广东郁南、湖南洞庭、湖北郧县与丹江口、陕西汉中与洛南、山西丁村等地。但这些遗址发现的石器并不典型，学者们将其称为“似阿舍利遗存”。

 

那么，西方阿舍利技术遗存与东方的类似发现是否属于同一个技术体系？东西方阿舍利技术人群存在真正的交流吗？皮洛遗址的发现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皮洛遗址的阿舍利遗存，其技术特点、形态与组合，都与西方阿舍利晚期文化非常相近，可以说是典型的阿舍利技术的成熟阶段。”高星说，这意味着，皮洛遗址等含手斧的遗址填补了该技术体系的一个关键空白区和缺环，连接起印巴次大陆、中国南北方直至朝鲜半岛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远古人群迁徒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高星提出了一个阿舍利技术与相关人群在中国、东亚的迁徙传播路线假说：“阿舍利技术的源头应该是非洲，经过西亚-欧洲再到印巴次大陆，可能从喜马拉雅山南麓进入中国，再通过川西高原及其东侧的区域传播开。”他说，这些地点和材料构成了特定时期、特定人群长距离迁徙及文化传播的路线，而皮洛遗址处于一个关键的连接点上。

 

当然，假设的传播、交流路线尚有很多缺环，有待未来的证实。高星期待将来有更多发现，对当时人群的迁徙、文化的传播交流以及现代族群的形成，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正视

 

人群迁徙等存在多向性和复杂性

 

皮洛遗址的出现，让阿舍利体系自西向东传播的趋势、早期人类可能存在的传播路线更加清晰。“这个观点可能会遭到一些质疑，为什么总说是从西方传来的？”高星解释，从学术角度而言，人们根本不必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根本不存在现代人所理解的民族、国家以及定性的文化概念。那时的世界都是大同的、一体的。他说，人类的祖先从大约六七百万年前起源于非洲，此后开始向各个方向迁徙。既然存在自西向东的文化传播，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华夏大地繁衍的古老人群，也会在不同时期向西或其他多个方向迁徙。

 

在高星看来，不同地区的人群迁徙、融合和文化传播、交流，一定是多向的、交互的，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过程，是其远古根基。他说，人类“定居”的概念出现在农业起源后，在这之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几乎都在不断迁徙、移动，寻找适合生存的资源和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人们不必将远古东方人群、西方人群及其文化区隔开来。“当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东方、西方，地球就是人类共同的家园。”高星说，“我们切不可用很晚才发生的定居生活模式和现代国家疆域、民族概念，去推测、解释过去人类的行为和文化及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

 

“对于一种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敢于承认多方面的来源，敢于正视它的多样性、复杂性，这才是文化自信的表现。”高星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