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吴新智先生

（化石网整理）据《知识分子》（撰文 刘武）：总编按：2021年12月4日，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新智先生安然离世，享年93岁。他最为外人所熟知的或许是他与国外学者联合提出的关于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以及后来提出的中国地区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与国际主流的现代人“非洲起源说”形成对立的假说。

 

本文作者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刘武研究员，曾是吴新智先生的学生，也是与我1986年同年进入古脊椎所的硕士同学，也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古人类学家。通过他的纪念文章，读者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吴新智先生的治学与为人，而且也能感受到两代经典古人类学家之间的师徒传承与深情厚谊。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涉及有争议的学术观点，作者也不避讳他与吴先生之间的不同看法，他对吴先生学术贡献的评价也与一般人不同。

 

作为三十多年的晚辈同事，我一直对吴先生怀有崇高的敬意。在我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和谦谦君子。在我担任古脊椎所所长期间，有幸多次陪同吴先生考察古人类化石产地或参加学术会议，与他的讨论交流也让我受益匪浅。坦率地说，虽耳濡目染，无论是“多地区进化说”还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都一直没有能够让我信服。然而，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一生对中国古人类学发展伟大贡献的评价。而且在我看来，他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至少在某种意义上预言了当今分子古生物学研究所揭示的不同人群基因交流的现象。

 

一些非学术界的人士常常将吴先生的假说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混在一起，这恐怕是对吴先生最大的不敬和误解。吴新智先生虽然一直希望看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但他真正希望看到的是独立的科学证据，而不是迎合。我一直主张，一个真正国际化的研究机构一定不能缺少包容与多样性的学术文化。在古脊椎所与德国马普人类进化研究所联合建立实验室，以及引进付巧妹开展古DNA研究的过程中，吴先生表现出的热情和好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严谨、谦逊与大家风范，也是他赢得了国内外同行普遍尊重的原因之一。

 

 

2021年12月5日上午9点刚过，吴新智先生女儿吴航老师打来电话告诉我吴先生前一天晚上去世了。接到电话那一刻，我难以相信这个噩耗！上周末从安徽野外回来，我还向吴航老师询问吴先生近况。她告诉我吴先生身体虚弱，但似无大碍。我与吴航老师约定，忙过年底前各种事情，元旦后与吴先生的秘书徐欣一起去看望吴先生。没想到吴先生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放下电话，立即约上徐欣一起到吴先生家看望。吴航老师告诉我们前一天晚上吴先生正常吃过饭，胃口还不错，吃了一小碗蛋羹。大约晚上7点40分，吴先生家里的阿姨去给吴先生喂水喂药时，发现吴先生已经安详去世了，没有痛苦，也没有留下一句话。从吴先生家出来，我不禁沉浸在对过去30多年跟随吴先生学习和工作的往事回忆中。

 

 

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在公安部第二研究所从事法医人类学工作，承担的第一项研究工作是通过耻骨联合面判断年龄。为了查找几篇发表在《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上的论文，我经研究室领导介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找吴新智老师。

 

当年夏天某日我骑自行车第一次来到位于二里沟的古脊椎所旧楼。记得我沿着堆放很多装满化石标本木箱子的楼道来到三楼中间南侧一个大房间，吴新智老师正在房间里主持开会（好像是向研究室同事介绍出国访问情况）。会议结束后我找到吴老师，说明来意。吴老师非常热情，亲自带我到一楼图书馆书库《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所在的书架位置并把我介绍给图书馆负责人史庆礼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图书馆书库查资料，对一切都感到很新奇。几年后，这项研究的论文 “应用多元分析法判断中国人（男性）耻骨联合面年龄的研究” 在《人类学学报》发表，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1985年5月，我参加了在周口店举办的人体测量训练班。吴老师亲自给我们上课，并指导课后测量实习。当时对吴老师的印象是特别亲切和耐心。经过这些，我对古脊椎所及体质人类学有了更多的了解。1986 年8月，我通过考试来到古脊椎所，攻读体质人类学专业硕士学位，吴新智先生是我的指导教师。来到古脊椎所才注意到，这里的人都称吴新智老师为 “吴先生”。为了与吴汝康先生区别，称吴汝康先生为 “老吴先生” 或 “大吴先生”，称吴新智先生为 “二吴先生” 或 “小吴先生”。

 

从此，作为他的学生，我在吴先生指导下学习、工作已经35年。

 

 

1986年9月，我来到古脊椎所读研究生。1988年8月硕士毕业，留所工作。之后，又在吴先生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过去30多年，我一直在古脊椎所从事古人类学及相关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的材料是古人类化石以及近代和现代人群骨骼与牙齿标本，传统的研究方法是对标本进行观察、测量、统计与对比分析，然后进行理论探讨。因此，我们的研究与其他一些学科不同，多数时候都是一个人单独采集数据并完成研究。这么多年吴先生和我都是各自做自己的研究。尽管如此，吴先生一直关心我的研究并不断给与指导。我也经常就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向吴先生请教。吴先生还经常与我讨论国内外新的人类化石发现、研究进展、学术热点或争议。通过这些，吴先生向我传授如何从事古人类学研究。现在回想一下，我从吴先生那里学习到很多。

 

多去野外找化石：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的直接证据是古人类化石。由于古人类化石数量稀少，并且大多破碎，因而从化石得到的古人类演化信息大多不完整，影响判断。古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寻找更多、保存状态更好的古人类化石。自我从事古人类学工作之日起，吴先生就经常告诉我及其他一些年轻研究人员要多去野外调查，找化石。刚开始的时候，听见吴先生讲这些，没有特别的感觉。随着自己对古人类学研究的深入，愈发感觉到寻找人类化石的重要性。这些年，我每年都要去野外2个月左右，考察或发掘，寻找古人类化石及相关证据。过去20年，我负责的课题组先后在湖北、湖南、安徽等地发现古人类化石，对这些化石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通过自己寻找线索、亲自发掘找到化石，掌握第一手资料，无疑对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自己找到人类化石也有特别的成就感。

 

做研究要细水长流：吴先生几次对我说做研究要细水长流，意思是说对发现的化石、研究数据或结果不要着急全部发表。最好分期、分批发表。我的理解，吴先生这样说一方面是为面临各种压力的年轻学者考虑，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研究资料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不要急于发表研究成果，多一些谨慎。

 

要根据工作需要勤于学习：最近几十年学科交叉日益深入，分子生物学、古环境等学科介入人类演化研究。吴先生为紧跟科学前沿，对自己研究的学科触类旁通，年过七旬还学习分子生物学知识。他多次邀请一些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同行来古脊椎所做报告或进行学术交流，他还经常通过电子邮件与这些学者交流。结合这些学习和交流以及多年工作的积累，2005年，吴先生发表了 “与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有联系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的讨论” 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吴先生结合中国的人类化石、旧石器、古哺乳动物学和亚洲西部的旧石器以及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新资料, 论证根据 Y 染色体一些基因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古老人类被来自非洲的现代人完全替代的推论不能成立。

 

要珍惜人类化石：吴先生一辈子研究人类化石，因此对人类化石非常珍惜。记得他时常对周围的人说我们发现的人类化石非常珍贵，要慢慢研究。此外，吴先生还经常告诫我们，做人类化石研究的人自己要看重并珍惜人类化石。如果你自己都不珍惜，别人就更不在意了。

 

假说不等于真理：吴先生经常对我们说现有的各种研究学说都只是假说，不是真理，更不是历史的真实。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在日趋接近真实。这些年我在野外考察，寻找古人类化石，以及通过对古人类化石研究来探讨人类演化过程，对吴先生的这番话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掌握的化石及其他证据都不完整，获得的发现和认识需要更多的证据来不断修改与完善。

 

严谨不轻易表态：最近世界范围古人类化石发现和研究进展很多，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提出新的观点，媒体也有很多报道。针对这些，吴先生大多比较谨慎，不轻易发表意见，而是仔细阅读论文，注意其中的一些细节。他经常说做学问，提观点要留有余地。最近几年国内也会有一些关于古人类学的研究进展，吴先生也是很谨慎。记得对一项新的化石研究，网络媒体有很多宣传报道，吴先生只是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对此，我非常同意，近年有很多新的化石发现、研究和观点。这些新的研究进展以及提供的资料促使我们更加细致和深入地开展研究。吴先生真正看重的是开放的心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的治学态度。

 

数据有限可能会造成假象：在我的记忆里，过去30多年吴先生一直利用各种场合捍卫自己关于现代人起源“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显得非常执着。实际上，吴先生虽然执着地捍卫着自己的观点，但并不偏执。他很注意用更多的证据去论证他的观点。对于他人研究获得的与自己不同的学术观点，只要证据扎实，他也会坦然修正自己的研究结论。吴先生提出的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假说是基于在不同时代的中国古人类化石上发现一组共同的形态特征，说明连续演化。

 

此外，在中国古人类化石上辨识出一些欧洲人类的头骨和牙齿特征，提示中国古人类在演化过程中与其他地区古人类发生过基因交流。过去这些年，我与同事对吴先生提出的支持“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部分化石形态证据进行了重新论证。我们的研究结果不支持吴先生列举的一些形态证据。举一个例子，人类上颌臼齿齿冠舌侧面有时会出现一个小尖，叫做卡氏尖。这个特征在欧洲人群出现率较高。吴先生发现在个别中国古人类化石上也能观察到卡氏尖。他认为这是与欧洲古人类基因交流的证据。我们收集了全部可供研究卡氏尖的中国古人类牙齿化石，对卡氏尖在中国古人类化石的出现情况重新做了研究，发现卡氏尖在中国古人类具有较高的出现率和多种形态表现。卡氏尖在中国与欧洲古人类都具有较高出现率，而卡氏尖在中国古人类的表现程度较同时期欧洲古人类更为显著。因此提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可信证据支持卡氏尖是中国与欧洲古人类之间基因交流造成的化石形态特征。这项研究和论文写作过程中，我一直与吴先生交流讨论。吴先生最后认可了我的研究发现和认识，提出未来把卡氏尖从支持中国古人类与欧洲古人类基因交流的证据中剔除。

 

但对我们另一项研究认为南京人头骨鼻梁高耸是对寒冷气候适应，而不是与欧洲古人类基因交流的结果的观点，吴先生不同意，先后写了两篇论文做进一步的论证，与我们开展争论。

 

我想这才是吴先生的一贯科学态度。吴先生在一篇重要论文中明确指出：“必须声明的是，目前许多项目的比较数据十分有限，很可能造成一些假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误判。笔者预期，新化石和新数据的出现可能使下述分析有必要进行或大或小的修正”。在其他一些文章中，吴先生也还有类似的表述。记得多年前有一位同事对我说吴先生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当时我不知道如何判断。现在看，这才是吴先生具有的严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吴先生一生研究涉猎很广，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除古人类学外，他还在解剖学、体质人类学、法医人类学、现代人体质调查、灵长类学、古人类头骨面貌复原等诸多领域做过研究。对于吴先生一生的研究工作及其贡献，在很多材料中都可以找到。本文只谈谈作者亲身经历并且比较了解的吴先生的两项研究，以及我对这两项研究工作意义的认识。

 

从我来到古脊椎所之日起，吴先生的研究主要围绕两项工作：现代人起源和大荔人头骨研究。实际上，他的这两项工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吴先生为这两项研究花费几乎全部时间和精力，可以说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吴先生对现代人起源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1978年，他与同事张银运联名发表 “中国古人类综合研究” 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吴先生和张银运根据在周口店、马坝、桐梓、丁村、长阳等中更新世人类化石以及柳江、山顶洞等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上观察到的一些共同形态特征，首次提出从更新世中期到晚期中国古人类体质特征演化是连续的，暗示现代中国人起源于周口店北京人等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古人类。1984年，吴先生与美国学者Wolpoff、澳大利亚学者Thorne对东亚和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古人类演化模式进行了分析论证，列举了支持这一区域古人类连续进化的化石形态证据，提出了现代人起源的 “多地区进化说”。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掌握更多古人类化石证据的基础上，吴先生提出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假说。这一假说的核心就是强调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呈现连续模式，同时与周边地区古人类发生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与此相对应，基于在非洲和西亚古人类化石及DNA证据，一些国外学者提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 “出自非洲说” 或 “夏娃学说”。

 

在过去30多年里，“多地区进化说” 和 “出自非洲说” 一直在争论中。吴先生提出的中国古人类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并没有得到国际古人类学界的广泛认可，在国内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对此，吴先生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捍卫他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学术观点。我初步统计，1984年以来，吴先生发表了40多篇与现代人起源有关的论文，其中包括原创性的研究、基于文献数据的分析以及综述等。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科普文章、在学术会议做报告以及做科普报告，宣传普及现代人起源知识以及他的学术观点。

 

对现代人起源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会继续下去，本文不会对吴先生的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假说做出正确或错误的简单评论。这些年我本人及所属课题组一直在寻找与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有关的化石证据并开展相关研究，试图通过更多、更详实的证据来论证这个学术问题，而不是对某一假说毫无保留地接受。我们这样做也是在践行吴先生倡导的 “通过研究，使自己的认识日趋接近真实” 的一贯思想。现在想一下，这样的工作态度也是受到吴先生的影响。

 

在我看来，吴先生提出并为之奋斗终生的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假说是否反映了人类历史的真实不是最重要的。未来的研究可能证明这一假说是正确的、错误的、或者部分观点是正确的。吴先生花费了40多年的心血研究现代人起源，展示了他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与奉献，展示了他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认为，吴先生的现代人起源研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推动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促进了若干个相关学科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现代人起源并不是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前沿与热点。吴先生一系列研究论文的发表、在各种场合倡导宣传以及国际古人类学界研究进展引起了国内古人类学及相关学科对这一学术问题的关注。进入21世纪，中国的古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在周口店田园洞、湖北郧西黄龙洞、广西崇左智人洞、湖南道县福岩洞、安徽东至华龙洞等地发现了一批与现代人起源相关的古人类化石，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可以说，吴先生对现代人起源的开创性研究推动了中国的古人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飞速发展黄金时期。

 

此外，吴先生的研究及假说也促进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年代测定、古环境等学科的研究，推动这些学科的研究关注现代人起源这个学术问题。

 

吴先生去世后，古脊椎所发布的吴新智先生生平中有一段话：“他还十分注重旧石器时代考古成果，援引为支持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的证据，推动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参与现代人起源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我认为这确实反映了过去20多年来中国旧石器学科研究的实际情况。

 

1990年，吴先生在 “中国远古人类的进化” 这篇论文中首次提出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可以从古文化上得到支持。他认为中国旧石器文化传统与欧洲、非洲、西亚明显不同，无论哪个时期都看不出西方文化取代中国原有文化的迹象。在随后发表的几篇论文中，吴先生根据中国绝大多数地点出土的旧石器类型都是第一模式的现象，进一步论证古文化证据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吴先生本人的研究领域不是旧石器考古，但他这种具有战略眼光的开创性学术观点无疑有力地推动和引领了中国旧石器考古的研究，将旧石器考古研究与人类演化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1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很多国内学者都把旧石器考古研究置于现代人起源这个学术问题的框架内来开展，大量通过旧石器考古探讨现代人起源的论文发表。最近几年，许多从事年代测定的国内学者也围绕现代人起源这个学术问题开展对古人类遗址年代测定的研究，并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了很多论文。此外，一些古环境、残留物分析、食物构成研究也围绕现代人起源的话题开展。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与吴先生多年来不遗余力致力于现代人起源研究并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有关。可以说，吴先生的假说影响，拓展了这些学科的研究，推动这些学科发展，使很多学者受益。

 

 

1978年，在陕西大荔发现了一件完整的26-30万年前的人类头骨化石。大荔头骨保存非常完整，化石年代所属的中更新世晚期是东亚人类演化的一个重要时间段。这件头骨化石发现后引起了全世界从事古人类研究学者的关注和兴趣。吴先生对这件头骨视为宝贝，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这些年我去国外访问交流或参加会议，经常有国外同行询问大荔人头骨什么时候能够公开。对此，我每次都回答吴新智先生还在研究，准备专著。其实，我曾经也很好奇：一件头骨研究了 40 多年，还没有完成？

 

实际上，在过去的40余年里，吴先生一直在对大荔人头骨进行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在患病后仍然亲自校对大荔人头骨研究专著，终于见到大荔头骨专著在2020年12月出版。最近这些年，我本人关注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研究，深入做了一些工作，认真阅读了吴先生发表的大荔头骨及相关研究论文。现在对吴先生大荔人头骨的研究有了更深刻一些的理解。在我看来，虽然吴先生对大荔人头骨的研究没有像他的现代人起源研究那样引人注目，或吸引公众媒体的关注，但其学术意义更为深远，对于目前及未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人类演化研究具有极大的影响。

 

吴新智先生对大荔人头骨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和认识，认为大荔颅骨兼具东亚的直立人、欧洲和非洲中更新世人的特征，而且是这些共有特征与早期现代人部分特征的镶嵌体，可能比中国的直立人对中国现代人的形成做出过更大的贡献。在对大荔人头骨研究的基础上，吴新智先生进一步对比了世界范围的更新世中期人类化石，对世界范围更新世中期人类演化提出新的看法，提出直立人进入东亚后分为两大支，一支发展成以北京直立人为代表的和以和县直立人为代表的类型；另外一支吸收了来自旧大陆西部的基因，形成了以大荔颅骨为代表的类型。

 

最近10年，在中国多地新发现或报道了一批中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包括澎湖、许昌、华龙洞、夏河、哈尔滨等地。学术界对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中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发现大约30-10万年前中国古人类化石特征及演化复杂多样，很可能生存不同的古人类成员。可以说，吴新智先生对大荔人以及其他中更新世晚期古老型人类化石的研究，改变了学术界以往将这一时期人类演化简单归入早期智人或古老型智人的看法，促进了近年国内古人类学界对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多样性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新生长点。

 

 

从 1984 年与吴新智先生相识，到今年吴先生去世，整整 37 年过去了。我跟随吴先生学习与工作也有35年了。除上述亲身经历的对吴先生从事研究工作的所见外，这些年吴先生的一些日常点滴也让我印象深刻。

 

独立思考：吴先生在晚年，尤其是近十几年时常与我以及一些同事聊天，话题很广，包括时政及一些社会现象。通过这些交谈，我感到吴先生的独立思考不仅体现在对学术问题上。

 

记得吴先生向我讲述他第一次去美国的经历。1980年，吴先生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吴先生告诉我，访问结束回国前，Wolpoff教授帮助吴先生购买回国飞机票，给不同旅行社和航空公司打电话，询问航班及价格（当时还没有Internet，只有电话）。吴先生见状，很不理解，对 Wolpoff教授说我们中国民航都是统一价格。这时候Wolpoff对吴先生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社会主义只有一种选择，而资本主义有多种选择”。过去40多年，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指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现在也有多种选择了，不仅仅限于买飞机票。我想吴先生向我讲述这件事，是他老人家期望中国人民能够享受更多的选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事必躬亲：过去30多年里，我与吴先生都在古脊椎所工作，办公室相邻，我亲眼目睹了吴先生的日常工作。最大的感受是，吴先生从来不麻烦人，所有的辅助工作都是自己亲自做。经常会看见吴先生自己楼上楼下奔波，借阅图书资料，去复印。每逢我们提出帮助他做这些杂务，他总是说自己想活动一下，你们都忙，不耽误你们时间。即便吴先生身边有研究生，他也不让研究生帮助做这些事情。事情虽小，但反映出吴先生的品格。

 

对工作：这些年工作节奏加快，压力大。研究所每一位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工作任务，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然而单位时常有一些与研究相关的公共或公益性的工作，比如媒体采访或咨询、相关单位业务咨询、博物馆展览陈列设计等等。承担这些这些工作会花费很多时间，很多在一线工作的研究人员有时会躲避，包括我自己。但吴先生对来自各方求助从不拒绝、不推诿，来者不拒，总是热情帮助。吴先生去世后，一位老同志与我谈起吴先生，并专门讲到吴先生对待工作的这种态度。

 

对师长：吴先生的老师是吴汝康先生。从我来到古脊椎所之日起，我亲眼见到吴先生对吴汝康先生非常尊重。1998年，吴汝康先生突发脑血栓，半身不遂，并逐渐加重。吴先生对吴汝康先生非常关心，经常去医院探望，帮助办理各种事情。在吴汝康先生住院期间，科学院给吴汝康先生在中关村分配一套房子。吴先生不顾70多岁的高龄，几次亲自陪同吴汝康先生夫人去建材装修市场购买装修材料，帮助设计装修。我看到这些非常感动。

 

对亲人：吴先生对家人与亲情特别看重。尽管工作繁忙，他尽可能抽时间去合肥看望老母。他时常对我们说，对家里老人看一次少一次。大约2010年，吴先生夫人蒋景仪老师患病，生活不能自理。当时吴先生工作很忙，但他每天奔波于单位和家之间，亲自照顾患病的蒋老师，事无巨细，直至2012年蒋老师去世。

 

对晚辈：吴先生对晚辈及后辈研究人员非常关心，尽可能为他们创造机会，提供各种帮助。这些年，不管是古脊椎所或国内其他单位的研究人员发现人类化石，吴先生都热情帮助鉴定或予以鼓励。他不顾年迈，不辞辛苦，亲临一些人类化石地点考察并给与指导。21世纪初，古脊椎所同号文研究员和金昌柱研究员分别在北京周口店附近的田园洞和广西崇左智人洞发现早期现代人化石。吴先生闻讯后，先后去这两个地点考察，帮助鉴定发现的化石并指出其重要性。吴先生还向有关方面呼吁，支持对这两个地点的发掘和研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对秘书或研究所普通工作人员都非常客气，显得非常平易近人。在我看来，吴先生不仅严谨治学，而且人格高尚。

 

我与吴先生相处30多年，感觉他就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和蔼的老人。或许由于掌握的信息，或者其他原因，吴先生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或处理方式有时与别人不同，甚至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偏差。在与吴先生交往的这些年中，对一些事情的认识我们有过不同意见。在我看来，这样才是真实的吴新智先生，因为他是一位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从1986年来到古脊椎所做吴先生的研究生，后来在吴先生指导下工作，我跟随吴先生学习和工作已经整整35年。本文内容是我亲身经历的点滴回忆。

 

2021年12月17日于北京

 

 

本文经吴新智先生女儿吴航女士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邓涛研究员审阅。数位与吴先生生前熟悉的同事阅读过本文初稿，提出修改意见或提供照片。《知识分子》编辑陈晓雪对文章内容、结构及文字表述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作者谨致谢意。

 

 

刘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多年来从事古人类学及体质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