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古生物化石调查监测示范项目团队在三亚海洋古生物博物馆调研化石标本收藏情况。王剑昆 摄
（化石网整理）据i自然全媒体：地球上曾经称雄陆地的霸王龙、统治海洋的鱼龙、翱翔天空的翼龙等具备重要价值的远古物种化石标本主要分布在哪里？化石面临哪些威胁和隐患？如何加强保护？这一系列问题是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管理工作的突出难点。
2019年，自然资源部启动实施全国重要古生物化石调查与保护监测示范，计划用3年时间摸清我国重要化石现状，围绕“是否要保护、在哪里保护、怎么保护”三大问题，服务和支撑全国古生物化石保护管理。目前，该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缘起
全国化石家底不清
流失破坏现象尚未杜绝
我们生活的这颗蓝色星球，在46亿年漫长的过往中上演过无数精彩的生命史诗。虽然人们无法亲眼见证远古物种的诞生与消亡，不曾亲历亿万年前环境和气候的变化，但却幸运地拥有探索生命起源及演化历程的“秘密钥匙”——古生物化石。
我国是古生物化石大国，各类古生物化石资源丰富。贵州瓮安生物群、云南澄江动物群、辽西热河生物群、和政动物群等一批古生物化石产地享誉世界。
“作为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古生物化石不仅有重要的科研价值，而且还具有稀有性、观赏性等价值。”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古生物化石专家季燕南介绍。例如，辽西地区“中华龙鸟”“尾羽龙”“小盗龙”“近鸟龙”等一系列“带羽毛”恐龙化石的发现，为“鸟类由恐龙进化”学说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明，这类标本不仅科研价值极高，而且十分美观。贵州省地质博物馆保存的国宝级化石——海百合，部分藏品体量巨大且完整，茎秆分明、栩栩如生，宛如“石画天雕”，稀有性和观赏性尤为突出。
非凡的价值赋予化石光彩，却也增添了被人为破坏、盗采的风险。工程建设、企业生产、农业开发等人类活动，都会对化石及其产地造成影响，“非法发掘”“违规流通”等行为也多有发生。
我国于2010年颁布《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原国土资源部也曾出台多项古生物化石保护管理规定、办法。各地主管部门自主开展了一系列产地调查、标本登记等工作。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缺少相关行业技术标准，中央与地方的数据，以及地方数据之间，在内容、格式、精度上无法统一，甚至同一省份不同年份的成果数据也存在无法汇总的情况，导致了全国化石底数不清的局面。
守护古生物化石，路在何方？随着机构改革落地，路径逐渐明晰。
为逐步解决产地人为破坏、标本非法流通等诸多难点问题，健全古生物化石保护、管理机制，2018年自然资源部依据《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实施办法》，制定了《全国古生物化石普查工作方案》，分三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重点围绕化石产出源头及标本落脚点制定行业规范，开展全国古生物化石调查、登记、监测示范工作，初步建立全国古生物化石数据基础，培养技术支撑力量；第二阶段补充制定化石发掘、收藏规范，实现古生物化石调查、发掘、收藏、登记全数据链条管理，试点实现中央—地方数据互联互通；第三阶段实现中央—地方数据全面互联，建立数据汇交、审核、维护制度，构建全国古生物化石大数据快速滚动更新机制。
为推动工作开展，2019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古生物化石与地质遗迹调查工程中设立“全国重要古生物化石调查与保护监测示范”二级项目，建立由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统筹安排、中国地质调查局协调部署、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整合各方行业力量的实施体系。
至此，经历了亿万年沧桑的化石，迎来了专属的全国大调查时刻。
攻坚
统一标尺
构建从源头到末端的完整数据链
示范项目涉及单位众多，时间紧、任务重。从哪儿开始，如何有效整合全国古生物化石行业队伍和资金力量？
“首先要建立一套技术标准体系，把工作流程、内容、精度等统一规范起来，大家按照一个标尺去做，长期积累下来形成全国大数据，进而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的联动机制。”古生物化石与地质遗迹调查工程首席专家董颖介绍。
在董颖看来，标准是灵魂，调查是基础，数据库是核心。古生物化石保护管理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不断地探索完善。以示范项目为例，技术要求、数据库建设、系统研发等工作都是同步进行，不断滚动更新，这对统筹协调和数据质量提出了很高要求。
“通过几年探索，我们认为做好古生物化石保护管理工作，要把产地调查、化石发掘、标本登记、化石收藏这条线捋顺，构建一条从源头到末端的完整数据链。”作为全国重要古生物化石调查与保护监测示范项目负责人的季燕南作了进一步解释。如此，化石从哪儿出土、发掘过程怎样、修复了多少个标本、最终移交谁收藏、放在哪里等等，都有一条可以回溯的数据链。
化石有迹可循，一方面便于管理部门精确锁定哪些地区化石标本流出量较大、存在高风险，进而采取措施源头管控；另一方面，有利于规范流通和使用渠道，促使化石标本向保护级别更高的单位流动，发挥应有价值。
经过3年实践，示范项目取得一系列成果：
一是在解决资源环境和基础地质问题，提升化石源头保护能力方面，项目组对全国31个省（市、区）开展了重要产地示范调查，累计调查产地2176处，在河北宣化、广西东兴、云南万德等地新发现一批化石产地，基本查明了我国化石产地特征及保护现状；登记鉴定了8家单位馆藏化石标本，摸清了标本保存流通现状；提出标准化石登记规范，以我国古生代标准化石为试点，全面启动标准化石清理工作，为提升地质年代断代精度奠定基础。
调查显示，我国Ⅰ级（世界级）化石产地86处，Ⅱ级（国家级）化石产地414处。有保护措施产地350处，占比16.08%；有保护地归属产地652处，占比29.96%；目前46.47%的保护地已开展各类保护工作。识别化石产地威胁隐患1039处，农业生产、地质灾害和工程建设作为主要威胁隐患因素共713处，占比68.62%。化石标本省际流动性较大，共67005件，涉及全国31个省（市、区）；科研、展示需求是促使标本跨省流动主要因素，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更注重化石标本属地化管理政策落实。
二是在推动成果应用和服务社会方面，项目组初步研发了古生物化石综合管理信息系统，重点解决了全国数据无法互联互通的问题。目前已完成31个省（市、区）调查成果数据汇总校对，初步构建了全国古生物化石普查数据库，形成可统计分析、展示互动的系统。
同时，发挥了中央财政项目的引领示范作用，带动全国约40个地方财政项目配套立项，累计资金超过1亿元，有力促进了古生物化石行业整体发展。
三是在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进步方面，项目组编制完善了《古生物化石产地调查技术要求》等3个行业标准，规范了行业自主运作模式，探索了产地监测技术方法。
记者了解到，“产地监测”是古生物化石管理的新生事物，此次示范项目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探索化石的定性、定量监测方法。为此，项目组针对化石风化、地层渗水、非法发掘等地方管护工作的难点，在辽宁建昌等6地开展了保护监测示范工作。运用电镜扫描、超声探测、无人机等新技术，逐步实现监测数据定性、定量化，为进一步构建自动化保护监测网络，建立地方监测机制奠定了基础。
实践
地方化石管护
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
一花引得百花开。在全国重要古生物化石调查与保护监测示范项目带动下，多地古生物化石管护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
“西藏古生物化石信息之前是一个空白，此次依托示范项目，基本把普查工作做完了。”西藏自治区地质调查院古生物化石项目负责人叶强介绍，一是查明了西藏古生物化石的资源特征、分布规律及现状。二是对受威胁严重、急需保护的点进行了报备，配合地方政府采取了抢救性措施。“此次调查全部数据化，建立了数据库，为今后全国同行调用数据资源提供了基础支撑，是一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探索。”叶强表示。
八宿县恐龙化石遗迹的发现，是西藏示范工作的一大亮点。
该产地位于海拔3150米处，分布于15个地质层面上，面积达1500平方米，是我国海拔最高和西藏地区规模最大的恐龙足迹化石产地。这一发现为丰富西藏中生代爬行动物物种类型提供了重要佐证，对青藏高原板块构造运动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据悉，该产地沿318国道分布，由于地层倾斜严重、稳定性差，十分容易垮塌。项目组创新运用三维打印制作了产地模型，移交给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实物地质资料馆，用现代化技术尽可能保存了珍贵的资料。“化石及早发现并保护起来，能避免更大的损失。”叶强说。事实证明的确如此，一个月后，该产地局部发生了坍塌。目前，西藏厅已立项800万元专门用于该产地的保护工作。
重庆被誉为“建在恐龙脊背上的城市”，化石资源十分丰富，截至目前，全市38个区（县）中有29个发现恐龙化石。以云阳县普安乡为代表的150米长世界级“恐龙化石墙”，蜚声中外。高度重视古生物化石保护是这座城市鲜明的标签。
“每次有新发现的古生物化石，会及时纳入保护。”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208地质队地质遗迹保护研究院副院长熊璨介绍。该院在全国较早成立了专业的古生物化石团队，去年成功申报了川渝两地首个古生物学科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在系统性研究保护利用古生物化石方面又向前迈了一步。
记者了解到，古生物化石是地质学中一个非常古老而“小众”的板块。说它“小众”是因其在地质学研究中占比不大，但相较其他地质工作却更受社会关注。不过也正是因为“小众”，各地保护管理做法不一，这一度使管理工作缺乏统一的准则。
“示范项目把全国各种类型的化石、不同产地地质情况等进行了归纳总结，形成一套完整的工作方法，对我们来说十分有用。比如，规范了我们的调查监测流程，为如何厘定化石地层提出了新的思路。”熊璨说。
技术力量雄厚的重庆，率先在全国建设了古生物化石信息平台。在做好示范项目“规定动作”的基础上，自主开展了化石标本发掘登记、修复装架登记和研究登记，内容更为丰富，构建了一套适合本地特点的化石标本全过程管理系统。
开展古生物化石保护工作7年，重庆团队经历过许多酸甜苦辣。他们认为信息平台的建设有利于地方政府更好地进行管理，能有效推动古生物化石保护研究和利用。
展望
“价值实现”之路任重道远
今年，示范项目将在已有成果基础上，重点对河北宣化、福建上杭、云南澄江、广西东兴等重要古生物化石资源保护区、集中区开展追索调查和评价研究工作。同时，编制产地发掘、标本收藏和产地空间数据库建设3个技术标准要求，进一步健全技术标准体系。
季燕南表示，回过头看，这几年“两头把控”的思路是可行的——一头抓好产地保护，一头抓好标本登记。
总体来看，保护地建设是保护好古生物化石产地的有效方式。比如国家地质公园，能保证规划范围内的土地不被工程建设占用，避免化石资源遭到彻底性灭失，其“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制度模式，切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受到普遍欢迎。
而标本登记方面，还需要借助行政力量来推动。标本登记是古生物化石保护管理最基础的工作，如果登记不清，就会给化石倒卖、人为做手脚留下空间。但这项工作面广、量大，往往一个博物馆收藏的化石标本就有上万件。一一登记清楚，需要许多单位共同参与完成，仅靠示范项目推动力量是有限的。
陕西是我国古生物化石门类较为齐全的省份之一，从5亿多年前的寒武系到人类史前文化遗址都有较好的记录，对全国古生物科学理论研究贡献显著。作为全国最早成立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的省份之一，陕西组织开展过许多抢救性保护和打击盗采化石的行动。2021年，陕西省古生物化石保护研究中心成立。今年，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省自然资源厅印发《联合打击惩治防范古生物化石犯罪工作机制》，进一步促进古生物化石“依法保护、强化管理、科学研究、合理利用”能力水平提升，确保化石资源安全。
陕西省地质调查院高级工程师郭岐明认为，示范项目建立的统一标准和信息平台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为各地同行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充分展示了各地化石保护方式和队伍建设情况，基本明确了下一步工作向保护利用、基础调查和科研科普3个方向发展。
“古生物化石保护利用大有可为，关键要因地制宜，结合地方的发展需求。”郭岐明建议，县级政府要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开辟化石专区，对重要化石进行收藏和展览。同时，要针对不同化石类型确定好保护对象。比如，对于大型脊椎动物化石相关的产地，可以采用目前常用的原址保护和化石标本保护方式，对于无脊椎动物化石，应该依托地层剖面进行保护。
“目前各地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更好没有定论。但是保护总比不保护强。”郭岐明说。
记者了解到，很多时候，专家们对化石的宣传报道十分谨慎。由于没有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导致“一夜挖掉一座山”“上亿年的‘宝贝’制成砖”的事件不胜枚举。
守护好地球生命的足迹刻不容缓，更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专家建议，一是要组织开展专业培训，大力提升基层古生物化石管理人员的能力和水平。二是要加强科普宣传，增强政府和公众古生物化石保护意识。三是各部门要加强配合，自然资源、环保、林草、旅游等多个部门要通力协作。
此外，还应积极拓宽经费渠道，通过政策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为保护和管理利用好古生物化石提供必要保障。
记者：陈舒
特约记者：李慧
文字编辑：陈琛
新媒体编辑：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