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以待人成玉律，严于著述若金科”，这幅对联是一位朋友赠给地质古生物学家赵金科的。对联的绝妙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对仗工整，而在于它非常准确地写出了赵金科教授对待事业、对待生活的道德文章。
一
赵金科，字子铭，河北省曲阳县人。1906年出生于文德村一个兼营副业的农家。他是大家庭第4房里的长子，作为支撑门户的栋梁被送进学堂读书。读书期间，他得到整个家庭的全力支持，他不负全家众望，顺利地结束了家乡曲阳具立第一高小和定县省立九中的学毕业。1926年他只身来到文化古城北京，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经2年学习后升入地质系。
他就学时的北京大学地质系正值名师荟萃，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及我国地质界元老李四光、孙云铸、尹赞勋、谢家荣等在此任教。4年的刻苦攻读与名师的循循指导，使他的学业大进，实际工作能.提高，成为同窗中的佼佼者。
1932年赵金科毕让留校。开始了为时5年的助教生涯。在协助葛利普与尹赞勋教授的教学之余，他利用北人良好的师资、设备条件和学术气氛，进一步拓宽知识领域。正如他所说，这一阶段，他“有良好的机会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为将来的科研工作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这一期间，他的学术思想受魏格纳的“活动论”和葛利普“泛大陆”概念的影响。通过对元古代基底与地槽区关系的分析。他提出震旦纪地槽呈环状分布于极部泛大陆周围和内部的理论，这是我国地质工作者以活动论为基础解释大地构造的首次尝试，即构造学所称“极控”理论。论文在我国地质学会志上刊出后，美国“泛美地质学家”杂志即予转载，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对这一理沦和方法他后来虽然没有再深入研究下去.但就此也足以反映他对于新理论与新概念的机敏好学，对于复杂事物的高水平分析与综合能力。
1937年秋，赵金科获得美国文化基金资助，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业大学，随国际著名的头足类大师米勒教授研习古生代头足类。进修期间，他本着自己的一贯主张去学习，即打好基础、扩大视野，注重实际工作能力的提高，而不是舍此去附庸当时颇为风行的追求高学位的时尚。因此，在课程选择上。他不但学习与专业有直接关系者，而且选修岩石、矿物等基础课程，井利用假期作广泛的地质旅行。1938年暑假，他独自一人沿哈得逊河北上，至加拿人魁北克省，再返回纽约州，沿途考察了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和泥盆系地层。在尼亚加拉瀑布附近他还专程去拜会了葛利普教授的胞弟。教授兄弟之问音容像貌、行为举正，乃至足患的酷似。使他人为吃惊。
赵金科赴美时带的研究材料系谢家荣教授采自湖南湘潭谭家山一带的黄铁矿化头足类标本。菊石化石的外形，背中位的体管，八叶型缝合线具完整的腹叶，令米勒教授很觉奇异，以致根据缝合线的“原始”属性坚持认为化石群的层位为下石炭统；葛利普教授则以多数菊石标本的缝合线叶基部齿化，呈“齿菊石式”。认为其层位应为三叠系;而化石采集者谢家荣先生则以清楚的层序，坚持化石层位为二叠系。关于这一层位的争议一时成为地层古生物学界的趣谈。这个情况表明我国南方二叠系菊石颇具独特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赵金科在这一领域里的开拓是既艰巨而又极富学术价值的。
通过学习-工作-学习这样一个符合认识发展过程的交替，赵金科完成了更高层次的自身完善。怀着对沐血抗战中的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忱以及对新的更艰巨的科研工作的渴望，他告别异国的师友，于1939年夏启程归国。
二
当时国内学校的教育经费有限，难以开展野外工作。助教们只能利用寒暑假向中央地质凋查所中请些经费以充调查和采集之资。
赵金科“深切感到一个学地质的不做野外地质调查工作，是很难做出大的成绩的”。因此，在进修末期，他即致函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先生，要求归国后至该所工作。他就这样走上了漫长而艰辛的地质古生物学科研道路。
1939年夏，抗日战争正紧，赵金科急于回国效力，就绕道香港回归。其时沪、宁失陷，地质研究所内迁至庐山，继而又迁至佳林。他由港直接赴榕与李四光先生二会合。因为所内图书大部分遗留在庐山，单纯的古生物研究工作已经不能进行。所内的几位地层古生物学家如陈旭、俞津章、许杰等先后离所、分别至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任教。赵金科虽然也在中央大学邀请之列，但他想多做些野外地质调查工作。遂留在地质研究所，任该所的副研究员。
在战时环境里，李四光所长就广西的地质工作拟定了两项计划。一是进行广西的煤炭普查，以解决战时后方的用煤问题;二是全面研究广西山字形构造的形态和发展历程。赵金科与张文佑被指定协助李四光先生完成这两项工作。赵金科分下负责西路，即湘桂铁路西北一侧。这项工作困难重重，但赵金科以他固有的坚毅精神和乐观态度。在人烟稀少、瘴疫盛行的大瑶山区以1个月踏遍8个县.绘制4幅10万分之1地质填图的惊人速度，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特别令李四光先生称赞的是他查明了广西山字形在大瑶山一带的西翼反封弧和中轴的所在。因为他出色的工作成绩，1942年，赵金科升任研究员。
对广西的地质凋查工作至1943年始告一段落。1944研究所撤至重庆前。赵金科还在风尘仆仆地进行野外考察。他是与吴磊伯、徐煜坚先生合作进行湘黔铁路的工程地质和沿线的煤田地质调查。为了配合后方的国防建设。他们爬山涉水、餐风宿露。其报国之心，苍天可鉴。
1945年抗战胜利后，赵金科随地质研究所迁回南京。在初步整理几年来野外成果的基础上，他连续撰写论文，建立了广西的地层序列;论述了广西的地层发育史;从地层发育角度论述了广西山字形构造的发育阶段;还报道广西西部下三叠统的菊石新属。
今天，回顾抗战中这一阶段的一工作时，赵金科谦虚而风趣地说，“路没少跑，文章不多”。事实上，这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抗战期间他以自己开发大后方的矿业和调查线路工程的实际行动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为国家的路矿资源提供了不少卓有意义的地质报告。这些贡献尽管鲜为人知，但其于国于民的实际价值当远在几篇一般化的论文之上。从另一方面看，也正是这几年的“跑路”，为他后来对广西地质深入研究奠定了实践基础，在上作中对有关化石的着意采集，亦为他后来的下三叠统菊石的宏编巨制做好了研究材料上的准备。
1949年。赵金科出于一个正直的科学家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对事业的忠诚，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迎接了南京解放，1950年，他加入九三学社，并出任该社南京分社常委，为联系、团结学术界的知识分子做了有益的工作。
三
1950年8月底，在南京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室和前国民政府工商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宣告成立。赵金科被任命为该所一级研究员兼副所长。解放初期，他们的工作主要是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为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的地质勘探工作普及推广地层古生物知识，并组织科研力量进行区域性含矿地层研究。赵金科先是协助第一任的李四光所长，以后是协助第二任斯行健所长组织了对太子河等野外队的室内研究、“标准化石”手册的编制及“标准剖面”的测制工作，井积极组织对古生物研究人员的培养和训练。
赵金科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精力用于科研的领导和组织工作，用于很多的学术和社会活动。但在繁忙之中，他仍然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抽出身来多次进行野外考察，他与张文佑先生合作考察宝成铁路的工程地质，与张恭先生合作考察广西南丹大厂的金属矿产。此外，他还对黔桂铁路和其他几处煤田地质进行了考察。这期间，他与张文佑先生合作整理出版了《广西地层概要》，与李四光和张文佑先生合作编制了1 :20万的“广西地质图”，撰写了《中国标准化石》第三分册的头足类部分。这些工作对满足当时迅速开展的地质勘探工作的需要是很有价值的。此外，他的大型学术著作《广西西部下三叠纪菊石》的手稿大部分是在这个阶段争分夺秒完成的。
1956年赵金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以中国古生物学代表团团员身份访苏3个月。访苏期间。他参观了苏联科学院，并与苏联晚古生代头足类研究大师，世界著名科学家鲁任切夫()亲切会晤。这一年他还出席了国务院主持的制定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议，会后积极组织并参与所内规划的制定。
1959年召开的全国地层会议是我时地层古生物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大会的筹备，所内承担的几个现场会议的部署、组织，到作为大会文件的各时代对比表和说明书的编制等，赵金科都是重要的决策者和参与者。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地层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三叠系的副组长。会后，他与陈楚震和梁希洛合作编写了大会文件汇编之一的《中国的三叠系》，该书全面地总结了截至大会以来的三叠系研究成果，对当时的区域地质调查和油、气等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起着指导性作形。同年，他的70万子的科学巨著《广西西部下三叠纪菊石》出版问比。该书从材料准备到著述出版，历时近20年，其间世事沧桑，几经变故，但他终于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完成了这一繁浩的著述。该书是我国关于早三叠世地层和菊石的最完整和最全面的论述，也是自斯帕斯(L.F. Spath，1934，1951)以来，关于旱二叠世菊石的最重要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964年赵金科被任命为古生物研究所所长。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业务管理与社会活动之余，他转向二叠纪头足类研究。这一方面是应我国南方二叠系煤田地质勘探开发的需要;另一方而、诚如他多次风趣地讲到，“研究二叠系，中国南方有得‘地’独厚的条件”。华南二叠系菊石无论是在地层里的保存状态还是它的种类都比较特殊，这在他旱年研究湖南湘潭的材料时即了解到这一点，并曾为此而感到困惑。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化石材料的积累，他带领学科小组部分人员开始了这一课题的研究。作为阶段性成果，他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中国南部二叠系菊石层》，这是对华南二叠纪菊石的第一次全而介绍。华南菊石群的独特面貌首次为世界学者所了解，长兴组(阶)所代表的地层内涵与最高地层层位始为外界所认识，特别是文末明确地指出了苏联鲁任切夫和萨里契娃（(B.E. 和T. T. )，（1965）在他们的卓勒法地区将二叠系上部的菊石层误定为下三叠统的错误，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华南晚二叠世头足类》专著的初稿很快得以完成、但随后的政治运动中断了这一著作的修订和出版。
不久，10年内乱开始。赵金科和其他科学家一样，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的权利，这对惜时如金的科学家来说是十分痛苦的，由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罗织起来的对他的戕害亦是深重的。所幸的是，他以对党的坚贞信仰和本身的宽阔胸怀渡过了那一段最艰难的日子。
随着形势的好转，赵金科急切地开始了一系列野外考察：1973年赴浙江长兴和安徽广德考察长兴组；1974年夏对江西中部的上二叠统和东北部下二叠统湖塘组进行了广泛的观察和化石采集；1975年秋远征川西广元研究上二叠统，同年冬还考察了浙江洞卢冷坞一带下二叠统；1976年底至1977年初至湖南中部考察早二叠世栖霞期地层和菊石.随后至广西来宾、合山等地考察上二叠统地层和菊石。直到1978年秋他生病前，还先后至浙江湖州和南京龙潭进行了两次野外工作。只要受到的禁锢得以松动或解除，他的工作热情就象火山喷发一样的高昂。1976年的冬天，时令虽已入九，但那一年的湘中依然温暖如春。赵金科身着衬衣。健步行走在邵阳郊外的山间小路上。仿佛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对工作浓厚的兴趣使他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他毫无倦意地在化石点所在的山坡上来回地埋头寻找着，希冀着新的发现。70年代的野外工作条件虽然大有改善，但在崎岖的简易公路上每天行车5个小时以上，有时多达10个小时，这对一个年届古稀的老人来说决不是轻松事。同行的中年人都感觉劳顿，而赵金科却始终精神饱满，这就不能不用他对事业的专注和一往情深来解释了。
由上述野外工作所补充完善的研究成果分别于1977年和1978年出版问世。它们是与郑灼官先生合作的长篇论文《浙西、赣东北早二叠世晚期菊石》以及和梁希洛、郑灼官先生合作，经过扩充和修改后的重要古生物专著《华南晚二叠世头足类》。两种论著所述及的均为中外学者接触很少或未曾系统研究过的头足类动物，它们的刊出引起了国内外地质部门，煤炭、石油、建材、化工等产业部门和学术单位的极大重视。国际知名头足类学者、地质学家格林尼斯特(B. F. Glenister)教授、纳西却克(W. W. Nassichuk)博士和福尔尼什(W. M. Furnish )教授立即英译前一论文全文。并著文作出积极的肯定和评价。这种快速的反馈表明了他们的高度吸视。《华南晚二叠世头足类》这一专著更以其高度的学术价战和受到生产部门广大地质人员特别是煤田地质工作者的欢迎，从而获得1978年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和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拨乱返正以后，赵金科的行政事务和各种会议又多起来了。1978年，他拨冗组织了华南长兴阶和二叠系与三叠系之间界线的专题研究，这是一次多学科和多门类的成功的大型科研活动。在1981年出版的科研报告里他全面论述了二叠系最上部一个阶的生物地层学特征，详细论证了二叠系-三叠系在华南的连续性质，揭示了界线上生物的“混生”情况。这一研究直接导致浙江长兴煤山长兴阶剖面作为该阶世界候选层型剖面之一地位的确定。
1978年秋，赵金科终因劳累过度引起脑右侧血栓而病休。由于他素日体质强健。生性乐观。在医护人员的积极治疗下，他的恢复情况甚好。1980年，赵金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于同年进京出席了科学院第4届学部委员全体会议。
赵金科尽管因病离开了科研第一线，但他在病休中仍然关心所内大事、出席重要会议，还培养研究生。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在病中用他很不灵便的手修改发表了关于环叶菊石科的演化分类的重要论文。身体稍好一些的时候，他每天坚持下楼活动。阅读最新文献，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体会，把他所了解到的许多新资料和新信息推荐给在第一线探索着的同事们，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发挥自己的余热。
四
赵金科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实践和科研活动中，有30余年担任着重要的行政职务。在古生物研究所的成长过程中，自筹建开始。他就一直倾注着心血。在担任所长的这些年代里，尽管国家科技政策变化很大，政治运动频繁，但他始终顾全大局，团结同事，在全局安排上高瞻远瞩，不但保持了全所研究工作的长期稳定，而且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使全所在研究手段、研究领域和学术思想上有了长足的发展。长期以来，他一贯主张到生产中去寻找课题，反过来再为生产服务，但决不放弃作为本所根本的基础研究，并且还要有着自己的长远目标。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他与同事们不但为产业部门解决了一系列重大地层划分、对比问题，环境分析问题，为我国的能源开发、工程建设、矿山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为本所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日古生物研究所的人才济济，科研成果累累，并得到国内、外广泛地重视，这与赵金科自担任所长以来长期辛勤操劳，一直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是不可分开的。
赵金科作为我国老一辈地质古生物学家，作为我国古头足类学科的创始人和带头人，在学术上的成就是显赫和卓越的，在时间有限和研究材料稀少，搜求特别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取得他这样的成绩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他常常诙谐地说，“研究菊石的工作方法有如吃饭，要吃(在口里)、拿(在碗里)和望(在锅里)”，他认为进行头足类研究要十分重视标本的采集，要处理好工作的近期、中期和长远的关系。正是这样.他才能在困难的工作条件下，取得了自泥盆系，上至白垩系;东起我国沿海地带，西至青藏高原，多时代、多地区的科研成果，反映出他十分全面的学术成就。
赵金科在学术思想上很活跃。早年倡导大地构造“极控”学说，随后膺服李四光先生的“地质力学”观点。晚年则专注于对地史上动物群分异机制的板块漂移学说。他从来不主张那种脱离地质背景的纯古生物学研究。在他的所长任内，力主筹建沉积室和同位素年龄组，这说明他对地层古生物工作的科学性质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远见卓识。实践表明，没有理论指导和脱离环境的地层古生物工作不仅难有建树，而且还大有误入歧途的危险。
赵金科治学很严谨。数十年来从事头足类研究，他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著，具有丰富的野外和室内工作经验，但他在科研中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对化石的野外产状，他总是尽是亲自查看，有时为了一个问题的查证，他不惜爬山涉水跑野外现场。他的学术论文都是在集累了大量标本、掌握了充分的资料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多次反复修改才写成的。他的这种在科学上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为他的研究成果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提供了保证。
赵金科一直重视培养造就人才，热情关心扶持新生力量。头足学科的研究在古生物所成立时仅他一人在搞，而今天已有一个由9位助研以上科研人员组成的小组在从事这一工作，这完全是他悉心培养的结果。他自1953年起共指导研究生5名，其中包括现任所长吴望始教授在内，现在都成为各自领域里的研究骨干。赵金科在日常工作中着眼于培养学生自由思考与独立工作能力。在学术观点上从不强求与自己保持一致，而是极其尊重他人劳动。组内民主讨论的气氛活跃，皆出自带头人的民主学风。
赵金科生性乐观豁达，少有戚戚之容。国家动乱结束后，虽不见他说要颠倒年龄以夺回被耽误的时间这一类的豪言壮语，但他以实际行动说明，他是在抓紧时间努力拼搏着。
作者：周祖仁，出自: 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页码: 311－321
汇编于《却顾所来径——中国古生物学家的化石人生》一书
编辑：常君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