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求索问知科学
1908年10月7日,杨遵仪出生在广东省揭阳县,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母亲是一位勤勉自持的知识女性。在揭阳,杨姓家族是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信奉基督教。尽管他的家庭全靠行医的父亲维持生计,但他还是在潮安、澄海、汕头等地的教会学校读完了小学,而后在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华英中学上了3年中学。然而,由于这所学校中途停办,加之他的家庭经济的拮据,学习无法维持下去,他只好辍学在家。面对这种情况,好学懂事的杨遵仪想到了自谋生计以工养学的办法,到当时的《大新潮》报社做工当校对员,同时在该报负责人办的学校———大中中学继续他的学习。生活虽然辛苦,但他乐此不疲,因为他收到了既学习又糊口的一举两得之效。他把读书视为头等之事,白天学习,晚上工作,学期结束他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在中学和高中阶段,他有目的的学习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状态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高中毕业后,他留校担任英文教员,同时兼任学校图书馆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这项工作为他广猎书籍,接受新思想提供了条件。他如饥若渴地阅读校藏图书,在具有进步思想的语文老师的引导下,他阅读了《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共产主义ABC》等书籍,令他以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和中国社会的现实更加靠近。当时“五卅惨案”发生,面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他积愤于胸,思考之后,觉得中国之所以受辱于他人,主要是经济落后所致。由此他萌生了学习经济,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服务的认识。他发愤学习,节衣缩食,积攒了100多块大洋用于继续求学。1929年,他同时考取了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现南京大学)和上海暨南大学。权衡之后,他选择了进入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但学习了一年,他感觉此校的学习不适合自己,便于1930年考入了清华大学经济系继续他学习经济学的理想。在清华大学,与他同宿舍的程裕淇是地学系的学生,在交谈中,他了解到地质科学的研究直接与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产生联系,毕业后还可以直接投入到为国为民,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地质矿产调查中去。地质学作为自然科学门类中处于基础和前沿科学的门类,地质学的研究又是实践和理论联系十分密切的学科,这很适合他的计划和理想。另外,当时清华大学在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的主持下,地学系办的有声有色,这也对他的重新选择增添了信心。经过慎重的考虑,他作出了转学地质的抉择。这一选择,使他与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和地质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学习过程中,杨遵仪为了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费用问题,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工作的辛苦是自然的,但平均每月10～ 12元的收入则有效地解决了他学习所需费用的问题。同时,他还充分地利用图书馆的资源,除了阅读各科主要参考书之外,他还遍览与地质学有关的各类外文文献。他为自己定下了学习的计划和奋斗的方向,为了克服语言的困难,他先后选修了法语、德语,还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打字技术。他在阅读包括英、美、德、法等有关地质科学书籍的过程中,坚持做记录,写卡片,积极思考,提出问题。在占有大量资料文献的基础上,用英文完成了题为《中国地质文献目录》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杨遵仪从地质科学研究所需的基本资料为出发点,遍查了当时所有能反映中国地质科学的文献线索,经过认真的整理、分析和归类,这篇论文成为了地质学者所关注的案头工具书。他在研究工作中,详细而广泛地了解了地质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历史及现状,为自己的资料占有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这篇论文被北平研究院评为1933年度地质矿产研究的获奖论文,并正式出版。著名地质学家王宠佑先生鉴于他的研究成果,为他的著作亲笔作序,在序言中称他为中国地质学界的“吉尼斯”(北美地质文献的编者),认为他的著作将会受到国内外地质界的关注。
1935年,杨遵仪考取了美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于1936年赴美国留学,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在著名地质学家C.O.Dunbar教授门下研习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为了能够在留学期间更好地进行专业学习,杨遵仪在出国前到北京大学专门旁听了葛利普教授的四射珊瑚课程,并在杨钟健教授指导下对中国腕足类化石研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三年的留学生活,他刻苦努力地学习,以出色的成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被该校接纳为荣誉学会会员,于1939年回国。回国后,经孙云铸教授介绍,他受聘为中山大学教授,同时担任该校地质系系主任和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
求学的经历,杨遵仪亲历了人生漫路的坎坷,求知的路程,他深感科学技术的发达与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重要。在当时,深处战争状态下的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十分艰难的,放弃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选择而在地质科学发展的路途上奋斗,杨遵仪深感一名地质学者的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的重要。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他回到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面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作为一名具有正义感的学者,杨遵仪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国运、民生历历在目,他开始思考科学的出路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系,他认为一名科学家必须具备民族感、爱国心、社会责任感。他在学校结识了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同仁、学生,他不满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迫切地希望内战停止;他同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曾在国民党军警在校园内搜查时为进步学生保存了一箱被当局查禁的书刊,保护了学生;北平解放前夕,他和同仁一道轮流看护、保存显微镜等教学设备,迎接解放。北平和平解放后,杨遵仪在清华园听陈毅司令员亲自作的报告,报告中强调了共产党十分重视知识分子,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并强调要加强爱国统一战线的政策,他备受鼓舞,于是在1950年参加了九三学社,在九三学社中担任支社委员,配合学校党委做了不少的工作。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他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起走进了科学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春天。
勤研专精 成就卓著
杨遵仪百年华诞那天,他的数代弟子、同事、好友齐聚一堂,在镁光灯频频亮起的时候,大家簇拥着这位慈祥可亲的长者,杨遵仪则显得更加精神。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庆祝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杨先生长期从事地质、地层古生物科研和教学工作,是我国杰出的地学大师和地质教育家,我国古生物地层专业的重要奠基人。杨先生不论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都堪称楷模。杨先生毕生求真探索,学识渊博,成就卓著。他亲自主持完成了许多国家级和部级科研项目,对无脊椎古生物的许多门类都有深入研究。尤其是二叠——三叠系界线及层型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创新性成果,蜚声海内外”。杨遵仪在鲜花和红底烫金色寿字的映衬下,笑容可掬,他以“人生百年,贵在抓住光阴,做人、做事、做学问,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做出成绩,方无愧于天地人”的话语与大家共勉。
在地质界,杨遵仪以专精的学术研究奠定了他在地层、地层古生物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被人们誉为“古生物活字典”和“无脊椎动物化石活的教科书”。这形象的比喻,虽有溢美,但名实相符。
杨遵仪对无脊椎古生物的许多门类都有深入的研究,对国内外各时代地层的系统发育和划分对比有深入的了解。这方面的成就与他学术研究追求严谨,研究思路系统开阔,学术思想兼收并蓄有密切的关系。
在古生物领域,杨遵仪对腕足类研究较多且深入,其次是软体类、棘皮类和节肢类。在这些方面,他的研究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创新。
腕足类的研究
早在1927年至1932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在中瑞西北科学考察中采集了大量古生物化石材料,这些材料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多。1948年,杨遵仪整理这些西北科考材料,对新疆乌鲁木齐东北石钱滩剖面中的腕足类化石进行研究,发现了2个新种和2个新变种,他还根据这些化石把石钱滩组地层划归于上石炭——下二叠世。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地质部为了摸清矿产资源丰富的祁连山地质构造情况,成立了祁连山地质考察队。在考察中,杨遵仪研究了这一地区二叠——三叠纪腕足类,同时进行了地层划分和对比。他的工作为后来的区域地质调查、找矿奠定了基础。在古生物研究中,杨遵仪主要按种群和重演律来定种。所谓种群,是研究在同一地点、同一层位所产的同种化石,利用它们尽管形象稍有差异,但内部构造相同而同属一个种群的古生物特征,用以鉴定不同的种群,或者定出新的属种、亚种等。运用这种鉴定方法,在研究中避免了仅仅依据形象上的差异来定出新种和亚种的不足,从而使古生物的属种鉴定更为合理。从1964年起,杨遵仪和徐桂荣对大量澄江腕足类进行研究鉴定,他们所定的种属被各方面专家所引用。
在杨遵仪等人对腕足类研究过程中,对一个属进行极为深入的研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对藏北青南的11种,数量达110多块标本进行观察,还对16块标本,多达400个切片中的沟孔贝的内部构造和腕环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并对其地理和地层的分布进行讨论,对其分类进行了修订和整理。藏北中侏罗世腕足类尤其是沟孔贝的发及其分布研究,证明了藏北在中侏罗世时期是处在一片汪洋之中。这对古地理的研究颇有新意。
杨遵仪参与并指导了中国地质大学西藏科考。在研究西藏阿里地区石炭——二叠纪腕足类化石过程中,他十分重视它们的生长环境(即古地理、古温度)的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将其按组合特征进行进一步划分,探讨各型的地质时代、古温度与古地理纬度,为古地理演变,特别是构造地块的运动提供了科学依据。
腹足类的研究
腹足类是软体动物门中最大的一个纲,最早出现于寒武纪并一直延续至现代。在腹足类研究中,杨遵仪对获得的国内资料进行了精深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与许杰、尹赞勋共同编著了《中国标准化石无脊椎动物第三分册,腹足纲》,这是一本不失为腹足类的标准手册。50年代末期,杨遵仪研究了甘肃酒泉北祁连山白杨河地区的软体动物群,并与其他地区进行了对比。他的研究为确定祁连山中奥陶统做出了贡献。在对西藏阿里地区腹足类研究中,杨遵仪对这一地区的腹足类作了系统研究、鉴定,将其划分为14科、26属(包括1个新属),31种(包括12个新种、3个相似种、8个未定种),并逐一确定了地层时代、层位、地理分布等,为阿里地区地层划分对比奠定了基础。
此外,杨遵仪还在双壳纲的研究、头足纲的研究、棘皮动物门的研究、蠕虫动物门的研究、节肢动物门的研究、遗迹化石的研究等方面都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生物地层学、界线层型剖面、事件地层学研究
杨遵仪在进行古生物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视中国二叠——三叠纪地层的研究,根据地层中所含化石进行生物地层带的划分和对比,注重研究生物与环境,化石带与岩相的关系。1962年,他对青海峻县德令哈巴音河地区的二叠———三叠纪地层的研究,为这一新地区的生物地层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82年,关于南祁连山三叠系的研究成果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在对中国三叠系的研究中,他与研究小组共同发表的《中国三叠系》,是对中国三叠系研究全面而系统的总结。这一成果,作为《中国地层概论》的一章,获得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杨遵仪积极参加并组织领导了有关国际合作项目,他的研究也着力于国际上关注的二叠——三叠系界线的对比研究。关于华南具有迄今已知世界上最广布的二叠——三叠系海相连续地层和最完整的化石带的研究,为寻找和确定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成为80年代这方面研究最主要的成就之一,为把国际二叠——三叠纪界线层型剖面和点确立在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研究成果——《华南二叠———三叠系界线地层及动物群》被国内外广泛引用,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杨遵仪和他的研究集体,在事件地层学的研究中也获得重大的进展。他和他的同事经过努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地科联、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开展IGCP203项目《东特提斯二叠——三叠纪地质事件及其洲际对比》和《东特提斯二叠——三叠纪过渡期地质事件》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研究成果《华南二叠——三叠纪过渡期地质事件》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东特提斯二叠——三叠纪事件与西特提斯地层划分及对比》及《环太平洋晚古生代、早中生代事件及其全球对比》等国际合作成果都反映了当前事件地层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和程裕淇、王鸿祯三位院士合著的The Geology of China(《中国地质学》)1986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影响深远。
为人师表 享誉学坛
一位诗人用这样的诗句赞美杨遵仪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质朴和平凡中显现不平凡的精神:
你是一位地质学家
终生都把为人类造福
看成自己的神圣天职
始终将社会家庭
个人集体和国家
民族的命运融合一体
也许正是这种信仰
这种支撑才有这样的
大气磅礴豁达宽容
推动着你穿越百年风雨
踏平关山万重… …
在杨遵仪百年华诞庆祝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委托学校领导向杨遵仪先生表示问候并亲笔致信祝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发来贺信,教育部部长周济,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等领导及30余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都前来参加庆祝会,并发表了讲话。
在中国地质大学,每当人们提起这位老人,都会由衷地表达对他的尊重和爱戴。这不仅是因为他已届百岁,精神犹好,更是由于他“一生勤奋,学问渊博名传海内外;甘为人梯,呕心沥血无私育新人”的高尚品质赢得了大家的景仰。
人生百年,历经的风雨、过目的沧桑自然是非常多的。走过百年,杨遵仪以他爽朗的笑声和慈祥而会心的微笑面对以往。这样的感觉伴随着他,也感染者他周围的人。在中国地质大学校史馆里,可以看到一张杨遵仪一条扁担,穿着补了补丁的衣服挑着行李走出火车站的照片。那淡定的神态,浅现的笑意表现了他对人生的态度。在20世纪中叶的“十年动乱”风雨中,杨遵仪以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被关进了”牛棚,然而,他的心里很坦然,自觉一个襟怀坦荡的科学家,为国家服务应当没有什么错误,所以他在那特殊的岁月里始终乐观如初。在接受批判的同时,他利用难得的“空闲”,一有空就学习英、德、法三种文字的毛泽东选集,因为他知道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总会有用处的。
果不其然,在1971年为了赴尼泊尔、苏丹等地考察石油,有人千里之外跑到湖北江陵请他审查考察石油报告的译稿。他的学生们都喜欢和他在一起“对口”劳动,因为他们可以随时向他学习请教。1973年,他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和师生一起搞科研跑遍了北京大的图书馆,查阅各种外文期刊,向地质学院的教师和地质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系统地介绍国外地层古生物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动向。他深知科学的发展需要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以保持其连续性,在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下,要有充分准备,创造条件为新的转机和开端的到来做知识的储备。为此,他亲自充当了外语教员的角色,在1973年为当时的北京地院的中青年教师开办了英语班和法语班。他的学生们回忆起那个时期,无不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动。不仅如此,地质科学院古生物室的一些中青年,由于外语能力问题不能及时掌握国际上的学科前沿动态,杨遵仪不避当时全国上下批判“洋奴哲学”的形势压力,主动提出为他们办英语班,还应一些同志的要求办了法语班。那时候的他已经年逾花甲。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地质教育的学者,杨遵仪时刻把培养优秀的地质人才,为国家的兴旺发达服务作为己任。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面对原来曾经为祖国的地质科学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培养了大批地质人才的北京地质学院遭到严重摧残,因学校外迁迟迟不能恢复办学能力,学校多年不招生造成的地质技术干部后继无人的现状心焦如焚。1978年5月他和原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袁见齐等8位老教授再次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信,建议“在新校址建成前,利用原北京地质学院的房屋(大部保留)、设备(大部在京)等条件和经常在京工作的师资力量创办研究生部,培养研究生”。5月15日,邓小平同志作了“好意见”的批示,要教育部商同国家地质总局处理。在1978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经历了历史的灾难过后,看到科教兴国的春天重又回归大地,这些为中国的地质科学和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不懈奋斗的老科学家们泪水充盈,脸上荡漾着春风佛面的笑容。
杨遵仪经常说:“做教师就是要培养人才”。他还说:“一个科学工作者只有把他自己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生命才会有价值,一生才会有作为,会活得有意义”。
在地质界,杨遵仪的为人、做事、做学问是有口皆碑的。他乐于助人,主动助人的精神,如同他时时表露在脸上的微笑一样来得自然。有一次,时近深夜,他把修改出来的译稿亲自交到译者的手上,那位中年教师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不仅对本校的师生如此,对外单位的同志同样如此。他不仅有求必应,而且还主动助人。有一次他看到对外发行的地质杂志英文摘要错误较多,就主动与编辑部联系,帮其校正、修改。有人说他这是自找麻烦,他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错误太多的稿件发出去,只能有损国家的声誉,这样的错误不纠正麻烦就更大了。他不仅对后学关心备至,对他的同辈学者也乐于为他们排忧解难。在与地质界几位因年迈或有病而精力不足的专家共事时,他总是乐于把较重的任务担起来,用他的话说:“我当他们的老助手”。
杨遵仪在长期的地质科学研究中,同国际古生物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影响。他长期担任国际地科联地层委员会冈瓦纳地层分会、二叠系、三叠系分会,二叠——三叠系界限工作组等组织的委员。他曾是第一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地科联共同领导的地质对比计划(IGCP)项目中担任负责人的中国学者,曾任203项目组长,1988年又担任IGCP272项目组长。他曾多次率领代表团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的工作,为推动国际合作和交流作出了贡献。1985年,应美中学术交流学会邀请,他在美国进行了为期2个多月的讲学访问活动,应邀出席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第122次年会。在此期间,他多次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美国几家报纸详细登载了他的谈话和活动。一位记者是这样评论的:“他的信仰坚定,认为经过半个世纪的考验和教训,中国现在有了一个稳定的、注重实际的政府,他充满信心地表示,10亿中国人民正在团结一致向既定目标前进”。“从最近的采访看出,杨教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同样是一位代表他的祖国的令人信服的大使,他毫无拘束地谈到了所有方面的问题,包括家庭生活,政治生活和道德品质”。1992年他被美洲地质学会选为终身荣誉会员。1992年以后,已是80高龄的他又多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有记者评论他:“他脸上的皱纹表示了他的年龄,但他的精神却像年轻人一样”。
2009年9月17日,杨遵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杨遵仪曾担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和北京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地球科学》、《现代地质》等多种刊物及《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委,曾长期担任《古生物学报》(前10卷)主编,《地质学报》和《地层古生物论文集》的副主编。
1991年杨遵仪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7年先后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地球科学)奖和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他还获得过美国耶鲁大学的克罗斯奖,被录入中国科学院主编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作者：陈宝国，原刊于《自然杂志》2010年第1期
汇编于《却顾所来径——中国古生物学家的化石人生》一书
编辑：常君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