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钰是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在他刚进入大学地质系学习的时候。曾有人对他说:“只有冥顽不灵的人。才整天与顽石为伍。”他随口而答:“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洒脱之下，竟是一片对地质事业的炽热之情！
凭着这炽热的感情，王钰为我国的地质事业，真正是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
王钰于1907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深泽县城一个地主家庭。青少年时代，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丰裕，但他不贪求平庸安乐的生活。而想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来。他酷爱大自然，以探求自然的奥秘为志趣，于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当时，学自然科学，特别是学地质科学天天与石头打交道的人，很难为社会一般人所理解。但他不理会这世俗的偏见，以“石不能言最可人”的洒脱，努力学习，并且乐在其中，较好地掌握了地质学的基本知识和野外工作的基本技能。1933年7月，他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
告别了学校，王钰即被设在南京的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原农村复兴委员会合办的地下水研究室录用为调查员，从此开始了他50多年的地质古生物研究生涯。
二
30年代初期，王钰主要从事地下水源和地质矿产的调查。在对江西、浙江和河南等地的地下水地质作过调查研究后，他于1934年和1935年分别与别人合作或单独完成了《江西南昌附近之地下水》和《河南安阳林县汤阴淇县濬县一带地下水》等首批论文。
1935年5月，王钰转入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把重点转向地层古生物研究。他对长江三峡一带和川黔地区下古生界的研究成果，如《中国南方特马豆克层的讨论》、《关于半河系》、《湖北峡东宜昌石灰岩的时代问题》等，尤为令人注目，为我国南方早古生代地层的划分与对比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30和40年代，正是我国外遭侵略、内战纷起的时期。地质调查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1944年4月，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无脊椎古生物组主任、技正许德佑先生(1908-1944}、技佐陈康先生(1916-1944)和练习员马以思女士(1919-1944)在贵州晴隆进行地质考察时，惨遭上匪枪杀。王钰作为许先生等的挚友，闻此噩耗，悲恸万分。他编录了《许德佑先生年谱及著作目录》，以表达他对共同奋斗过的朋友的深切悼念。
30年代，在我国古生物工作者中，有几位是研究腕足动物化石的专家，他们编写了多册达到当时国际水平的专著。但后来他们有的改攻其他学科，有的则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著名的腕足动物学家赵亚曾先生也在滇北惨遭土匪杀害。由于后继无人，我国古生物界这一领先的科研项目面临止步不前的危险。看到这种情况，王钰下定决心，要专攻腕足动物，把这项研究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腕足动物是一种亿年前古生代时期极为繁盛的海生动物，在我国，特别是华南地仄的古生代地层中，腕足动物化石十分丰富，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所以在我国开展腕足动物研究，条件可谓得天独厚。为了不致使我国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腕足动物化石埋没地下，1944年10月，王任在以专家身份参加原资源委员会组织的赴美考察团时，特向资源委员会提出，不参加团体活动，不到各地参观考察，而要去华盛顿的史密森博物研究院，向库珀（P. Copper）教授学习腕足动物化石。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此后，王钰专攻腕足动物化石。在美国学习期间(1944-1946)他写成论文《美国衣阿华州(Iowa)上奥陶统Maquoketa组的腕足动物》，深得国内外同行赞誉，被破例编入一般只刊登国内论文的美国地质学会专刊。
三
1949年5月，南京解放了。王钰为此而欢欣鼓舞。历尽战火，在和平的环境下，科研工作得到了新生。王钰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原称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并任古无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为新生的共和国，他勤奋工作，成果累累。
建国初期，为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王钰领队调查辽宁太子河流域三个煤田、河北蓟、平、兴锰矿，并对本溪煤田和川黔铁路赶水至新场间的工程地质和钻探工作进行勘测，拟定了设计报告书。这些工作为当时恢复国民经济起了积极作用。
在腕足动物化石的研究方面，王钰在建国初期就开始全面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早期，先后主编完成了《中国的腕足动物化石》(上、下册)和《腕足动物化石》等重要著作。其中，《中国的腕足动物化石》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我国腕足动物研究的基础，推动了腕足学科的发展。此后，在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他始终提倡“系统采集，大量描述”，强调摹础工作与古生物地理学、生态环境学、形态功能学等的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他偕后辈与国外专家合著的《中国志留纪、泥盆纪生物地理》和《晚奥陶世至中泥盆世腕足类群落生态》等论著。对国内和国际腕足动物的研究都有着重大的影响。现任国际生态地层项目主席布科（A. J. Baucot）教授曾说，在古生物地理学和地层学上，他相信人们将从这些重要文献中得到许多益处。
王钰在学术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在地层学方面。50年代初，他组队考察研究后写成的《辽东太子河流域的地层》，改变了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期间建立的旧的地层系统，纠正了许多错误，是建国后我国综合研究生物地层的首次重要成果，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此后，他多次主持我国泥盆纪地层的研究工作，主编了首次全面总结我国泥盆系的论文《中国的泥盆系》，荣获全国科学大会集体奖，他还积极组织泥盆系的专题研究，以他为首发表的《中国南方泥盆纪生物地层研究新进展》和《华南泥盆纪生物地层》等文章，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好评。70年代后期，他不顾年迈体弱，亲临野外，采集标本，注重底栖和浮游生物相地层的对比，把我国泥盆系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由于他对泥盆系研究作出的贡献,1980年王钰被国际地层委员会聘为泥盆系分会选举委员。
四
王钰认为，为了使地层古生物学得以发展，必须注重和地质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联系，注重成果的推广和基础知识的普及。
王钰有着丰富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构造地质等方面的知识，又是地层古生物学领域著名的专家，但他说:“任何一个独立分支学科或任何一个人，若是做不到扬长避短，各抒已见，相互配合，密切协作，是做不出高水平的成果的。”他提倡“加强协作，众志成城，而避免相吃封锁，彼此保密”。因此，在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中，他和国内、外许多同行搞过合作研究，不论是作为一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还是一般的协作者，他都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受到同行们的崇敬和爱戴。
王钰也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建国前;他先是帮助编辑、后负责编辑《地质论评》达12年之久。建国后，他又长期担任《古生物学报》的主编、《地层学杂志》的副主编和代主编，他以极大的热忱对待这项科学性、综合性很强而又浩繁的工作。他认真负责，严格把关，一丝不苟，每期发稿前，他都要逐篇审阅，修改词句，力求使错误消灭在出版之前。他努力起好作者与出版部门间的桥梁作用，关心各方的密切协作。他那孜孜不倦的工作劲头和严谨认真的编辑作风，深深感染了编辑部的同事们，大家齐心协力，使这些刊物的质量不断提高，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遍及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王钰还热心科普事业。他曾担任上海自然博物馆古生物部的顾间。他所著的《化石》、《古生物学(古无脊椎动物与古植物)》等读物，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读者欢迎，为普及古生物知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
王钰甘当引路人，重视后来者。他培养青年，总是循循善诱，言传身教。他认为，帮助青年选择研究课题时，“要实事求是，在考虑国家建设事业需要的同时，还应结合本学科的现实情况和自己的业务能力。既不可好高鹜远，也不可妄自菲薄。方向既定，就要坚韧不拔，不畏艰难，持之以恒，努力以赴”。他还一再说:“研究一个课题，从搜集材料起到获得结论止，要服大，要心细，胆大才能创新，心细才能少错。不论是搜集资料或是查阅文献，要力求不留遗憾或少留遗憾。”他充分相信“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科学发展规律。他总是把希望寄托于生气勃勃的青年一代身上，对勤于工作、努力上进的后辈，总是有意给他们压担子。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批评时，严肃亲切;讨论时，诚恳坦率。在生活上，则多方帮助改善条件。他和学生共同制定学习计划，勉励他们“脚踏实地打基础，循序渐进攀高峰”。在他的培育和带动下，一批中青年腕足类学者已经脱颖而出，成长起来。腕足类学科的研究，后继有人。
六
在对待名和利的问题上，王钰常说:“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任何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党和人民总会给他以应得的荣誉和奖励的。如何对待党和人民给予的‘名’和‘利’，确实是对每个人的考验。弄虚作假，固然不好，就是贪他人之功，据为己有，或平分秋色，也有损于科学道德。名利身外物，应漠然处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王钰多次谢绝来自国外的讲学邀请，却利用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沓，为中青年出国考察和进修创造条件，谆谆嘱咐他们珍惜时机，刻苦学习，积极进取，为国争光。在晚年，他又主动让贤，把中青年推到学术领导岗位上去，并给予热情关怀和支持。他认其协助中青年组织专题研究，悉心指导，竭诚鼓励，而在署名时则居人之后。这与那些“市侩”作风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王钰秉性刚直，襟怀坦白，豁达大度，严于律己。对于别人，甚至后辈对他的批评，虚怀若谷，勇于接受;而对一些错误现象，敢于挺身而出去制止，从不顾虑个人得失，体现一个正直的科学家的优秀品德。
王钰平时生活节俭，但当同事遇到困难时，他却总是慷概解囊，以帮助同事渡过难关。解放前，在一些同事去世时，他每次都热心帮着照料其家庭和子女，并给予经济上的接济。在建立一些科学家基金会时，他又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和捐款。建国后，他又多次捐款支援国家建设，在去世前的几年里，他每次购买国库券都达千元以上。国家有厂困难，他要尽力去分担，即使力量有限，可他是真心爱国的。
七
50年来，王钰与长风为伍，云雾为伴，跋山涉水，测图找矿，采集标本，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晚年。他埋头进行科研成果的总结，很少顾及自己的身体。80年代初期，他与其他同志合作完成了许多总结性和探索性的论文。1984年初，他因心脏病复发休克，被送往医院抢救，脱险后，住院治疗。在医院里不能看资料，不能写作，这令他十分焦急。有件工作，使他怎么也放不下心来，从50年代起，他就在广西南宁-六景地区，采集泥盆纪腕足动物化石，经过多年的积累，标本数以万计，经过物理和化学手段处理，十分精美，入院前，他与其他同志合作撰写题为《广西南宁—六景地区泥盆纪郁江期腕足动物》的论著，已近尾声。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部巨著，经一再请求，他于3月底出院，回到家中。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一心扑在论文上，至4月5日完成论文初稿，使几十年的辛勤劳动终于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就在这时，无情的死神悄悄来临了。深夜，王钰心肌梗塞，心脏停止了跳动。床边的书桌上，堆放着他厚厚的论文手稿。……
作者：金玉玕、李守军，出自: 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 第一卷,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页码: 333-342
汇编于《却顾所来径——中国古生物学家的化石人生》一书
编辑：常君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