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中国地质学家李捷和瑞典古哺乳动物学家B. Bohlin分别离开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之后,即派杨钟健和裴文中先生主持其事。裴先生对工作非常努力,几乎没有闲暇的时间。于1934年即发表了《周口店猿人产地之肉食类化石》巨著。他为人非常坦诚,有事摆在当面,既不抬高自己,也不背后贬人。
我和裴文中先生在一起工作的时间甚久,对他的为人知道较详。从1931年春我参加周口店的发掘起就开始打交道,即使在他赴法留学或因其它原因离开新生代研究室时也未断绝来往,还经常通信或相聚在一起,畅谈往事。估计在我手中保存下来的信件中,以他和杨钟健先生的来信为最多。
他最大的优点是对人和蔼,从不“拿大”,吃苦耐劳,乐于助人。和他在野外一起调查时,多难走的路也走,多难爬的山也爬;到穷乡僻壤,对吃喝住行从不挑剔。据我所知,他除了本职工作之外,并无什么其他嗜好,也未见他进过剧院或电影院等场所;当时的收音机虽已盛行,但在周口店一个也没有。其实,他并非沉默寡言,而是好说好笑,有时语调还带点苛刻、调侃,逗人发笑。
在我们的多年交往中,他逛过两次天桥,那还不是自愿而是碍着面子被迫的。大概是1934年夏秋之季,燕京大学有甲位搞社会学的教授,现已遗忘其名(可能是李安宅先生),到北平协和医学院娄公楼新生代研究室来找裴先生,请他一起去逛天桥。说天桥是包罗万象的小社会。裴先生没有办法，即拽我也跟着去。当时我对天桥也不熟悉,还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由父亲的朋友领着我赶过水心亭和城南游艺园,细节早已记不清了。
裴先生到天桥去了两次就不去了,就嘱我陪同这位教授前往。天桥人声噪杂,乱哄哄的,你推我挤,亦觉乏味;而这位教授却对此津津有味,颇感兴趣,还对艺人问这问那,艺人看着一位四十多岁的穿绸袍的壮年人带着一位穿洋服的青年,有的艺人也向他谈谈他似的身世,全是贫苦人家儿女,为了混碗饭吃,不得不出来卖艺。
裴先生对工作管理抓得很紧,每天从早到晚都不停地工作。在周口店发掘期间,既无星期日,也没有休假日。工人们也是日出而做,日人而息,没有钟点,过着“原始”生活。包括我在内的所谓“先生”阶层,工作时间就更没有一定了,当天的事情当天做完,由早干到晚,不管有几个地点发掘,裴先生总是东奔西走,到各地点检查发现物,惟恐失漏标本。因为当时对发掘负责人要求很严,如果把化石(特别是人类化石)运到北京修理时再发现,就得算是漏报。在周口店发掘期间,每天都写“日报”寄到北京,报告重要发现。
他发现北京人头盖骨时,人类化石虽然在世界上已有几处发现,但在周口店还是首次。在周口店当时连个对比材料都没有。1929气杨钟健和P. Teilhard de Chardin（德日进）去晋陕各地调查新生代晚期的土状堆积,周口店的工作即由裴先生负责。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处,即所谓之“下洞”,相当于现在的八、九层。当时天色已晚,洞内漆黑,点着蜡烛发掘。首先见到这个人头骨的是技工刘义山,他叫嚷“是个圆家伙”。“下洞”离已发掘过的;坚硬地层之下的软土层数米,有辘护往上运土,裴先生即拽着辘护上的绳索而下,`、一着像是人的头盖,拿到上边又和书本上的图比来比青,当他确定之后,才打电话通知北京。当晚即在炉台上把化石烘干,再糊上棉纸和石膏,第二天即亲自送到北京。
裴先生的知识面很广,发现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之后,接着又发现了石器、骨器和用火的遗迹——灰烬、烧骨和烧石,从而使“从猿到人”的理论得到国际上大多数人的承认。过去所发现的人化石都没有伴随着文化遗物,难免使人犹疑不定。
裴先生于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进人地质调查所后,并未分配他做地质方面的工作,而是学绘图。据他自己说,翁文灏先生原打算培养他为测量员。由李捷和瑞典人B. Bohlin先生领导下的周口店的大规模的发掘工作虽于1927年开始,但他们参加的时间不长。1928年李捷先生改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B. Bohlin先生也在这一年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人学习古脊椎动物的第一人杨钟健先生1927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于1928年回国参加地质调查所工作,和裴文中先生一起接替那里的发掘任务。
我记得他从1932年起对周口店的食肉类化石就发生了兴趣,一边翻阅文献,一边拿现在兽类骨骼对比,日以继夜地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竟写成一本名为《周口店猿人产地之肉食类化石》田巨著。他的勤奋好学,给我的教育很深。他和杨钟健先生对彼此的工作在口头上有过分工:杨先生的研究工作范围趋向于老,后来即研究了恐龙;裴先生的研究工作趋向于新,因而只研究了周口店和其它地方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这和他们当初的默契有关。
裴先生虽然在学术上由于受到P. Teilhadr de Chadrin先生的影响,对某些问题在看法上和我有所不同,但那是学术上的争论,并未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说明他的为人正直,襟怀坦诚。由于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在过去发现得还很少,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是不足为奇的。他为人有三勤,即口勤、手勤和腿勤。他每年都跑野外调查,搜寻标本。每到一处,即到药材收购站或中药铺寻找“龙骨”(即哺乳动物化石)出处的线索,从不拿别人的材料作为自己的研究资本。1955年初他带领我们许多人到广西各地调查和寻找巨猿的原产地。在南宁我们分工,他带队到南宁以北调查,我到南宁以南调查,估计我们一共钻了有三百多个洞穴。结果从地层中找到了巨猿的牙齿和下颌骨。
我在周国兴等主编的、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北京人第一头盖骨发现60周年文集》切一书所写的序中,最末后有这样几句话,可作为本文的结语:“裴先生最使我敬佩的是他心胸开朗,他的思想好像一潭清水,明澈到底,.连其中的沙拉都使你看得清清楚楚,有事摆在明处,不会耍手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你不注意的时候,从背后使绊子,甚至捅你一刀。”
作者：贾兰坡，原刊于《第四纪研究》1994年第4期
汇编于《却顾所来径——中国古生物学家的化石人生》一书
编辑：刘琮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