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古植物学家李星学：探索大自然奥妙的巨匠

 

李星学，1917年4月8日日生于湖南郴州秀才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是医生，医务工作者者的严谨细致给了他很大的影响。李星学发蒙较晚，上初中时，比班上同学大两三岁，学习成绩也很一般。1935年，他考入长沙雅礼中学，开始发奋读书。为了把原本较差的语文成绩追上去，他除了认真听课和做好作业外，还利用寒暑假广泛涉猎古文和中外小说，注意它们的意法结构和对问题的剖析与论证，同时坚持每天写日记。短短两年功夫，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了明显提高。
 

1936年元旦的一个上午，李星学他们到科学馆上课时，忽然发现上二楼顺扶梯左侧原来悬挂着血多外国著名科学家巨幅头像的墙壁上，增添了一张蓄着八字胡须，戴副金边眼镜的中国人头像。
 

他们正议论纷纷时，物理课老师陈仁烈来了。“他叫丁文江，中国地质学事业最早创建者之一，是位地地道道的中国大科学家，不幸刚刚在湘雅医院去世。”陈老师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了丁文江的生平事迹和在科学上特别是地质学上的重要贡献。
 

大科学家中国也有！李星学热血沸腾，心底顿时迸发了想当地质科学家的强烈愿望。60年后，李星学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他说：“我在大学时代改学地质，以及后来毕业充实地质古生物学事业，固然是多种因素和机遇促成的。但当年陈老师不失时机地给我们上的这堂生动的尊重科学和热爱祖国的教育课，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1937年冬，李星学从雅礼高中毕业时，恰值日寇逼近武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满腔热血投身以保乡卫国为主旨的“湖南省民众训练班”，回到家乡郴县栖凤渡区诚意乡组织农民进行军事训练，并创办了两所成人识字夜校，深得乡民们的拥护。当时，长沙出版的省《民讯月刊》还特别报道过他的事迹。但是，他力倡的禁赌触动了不少地主豪绅的痛处，他们时时暗中作梗。李星学无可奈何，半年后，被迫辞职。
 

1938年夏，李星学参加了全国大学的联合招考，希望重走“读书致用以救国”的道路。但是，由于荒废了半年学业，结果名落孙山。看到平时学习成绩比自己差的同学都榜上有名，李星学内心颇为不平，一气之下，想“投笔从戎”，去报考国民党军校。幸亏一位中学老师及时开导，他才冷静下来，留在长沙叔叔家里继续复习功课。那时候，长沙有家食品店叫“九如斋”，李星学就把自己的卧室命为“三三斋”，即“三抓”和“三不”。“三抓”是:数、理、化抓基础;语文、英语抓训练;其它抓要点。“三不”是:不逛街、不会友、不贪睡。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闭门苦读，后来参加同济、金陵等大学招生，他都一试中的。同年秋，李星学考人国立重庆大学，攻读地质学。当时，我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朱森教授刚从欧美留学归来，在该校地质系任系主任，他教学极端负责，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不仅在校内言传身教，还常常亲自带领学生到南川、涪陵等地进行野外地质实习。在朱森教授的鼓励、教导和李春显、俞建章等著名学者的燕陶下，大学期间，李星学对地质专业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潜心钻研，成绩优秀。1940年，中国地质学会专门设立了青年地质学者陈康、马以思纪念奖学金.四年级时，李星学与同学合撰的研究论文《南川西南之古生代地层》崭露头角，获得了第一届陈康先生奖学金。1942年7月，李星学从重庆大学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
 

李星学大学毕业后，即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历任练习员、技佐、技士等。这期间，他在名师带领下，先后赴四川重勘南川古生代地层剖面，赴宁夏在黄河两岸和贺兰山一带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一度师从国际著名古植物学家斯行健教授研习古植物学。
 

1949年春，南京解放后，李星学到李四光领导下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工程师。1951年5月，中科院创建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风华正茂的李星学和其他一些著名科学家成了这座科学殿堂的创始人。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矿产资源，号召地质人员到野外去勘查找矿。李星学二话没说，立即背起行囊奔赴山西大同、太原西山、山东淄博、内蒙古大青山等地参与煤田地质、石膏矿、铝土矿、地下水和硫磺、铁矿资源的调查勘探。他风餐露宿，徒步于崇山峻岭之中，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勘查任务，而且采集了大量化石标本，为日后从事地质古生物研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
 

1955年初，李星学回到南京古生物所。这时，周围的一些人都先后发表了论文，唯独他没有。相比之下，他感到颇为压头，也想马上提笔撰写论文。所长斯行健察觉后，语重心长地说:“赶时髦、急于求成不是做学问的态度。青年人要坐得住，要能潜心于学，才有学好的希望。”他绘声绘色地向李星学谈起了自己在国外留学的经历。李星学明白了所长的良苦用心，从此开始系统地研习古植物学。经过1年左右的努力，他掌握了鉴定化石的方法，对文献资料也相当熟悉了。1956年春，他独立撰写了第一篇古植物学论文—《论拟织羊齿》。斯行健阅后，大为欣赏，认定这是他自己也忽视了的一种重要的二叠纪植物!不久，李星学在鉴定采自青海的一批化石材料时，提出了它们是东亚首次发现的纳缪尔期植物群的看法，同时肯定其中有一种是斯行健这个权威以前也不敢确认的、过去只见于西欧石炭纪的“沟木”。斯行健对此十分欣慰。1956年12月，李星学出任南京古生物所第一组(古植物)副组长。此后，便在古植物学领域大显身手。
 

华夏植物群是世界四大植物群之一，我国是华夏植物群的故乡。近水楼台先得月，李星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63年，他发表的《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是其早期研究古植物学最有影响的代表作，也是研究东亚华夏植物群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它系统分类描述了37属88种，包括1新属、13新种和1新变种。其中一些新创立的或有代表性的属种，被收人到国际古植物学会编纂的综合性巨著—《古植物学论丛》。它对华北石炭二叠纪地层划分对比提出的新观点，打破了前人的框架，对瑞典古生物学家赫勒(Halle)关于华夏植物群的经典著作，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它创立的华北古生代植物组合层序划分方案，至今仍被广泛应用干华北煤田地质实践中。此外，李星学最早发现了中国晚白垩世被子植物化石;首先纠正了前人鉴定藏南舌羊齿植物群时代的错误;还为了解全球古生代植物区系的演化，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确凿证据。
 

李星学擅长研究古生代鳞木类，对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层、植物化石和古生物地理分布的研究也卓有成就。其中，他与人合作的论文《大羽羊齿植物生殖器官在华南的发现》，提出了华夏植物群典型类群分类位置的新观点，是对近百年来研究这类植物的重大突破，令中外同行刮目相看，文中的观点和材料被国内外古植物教科书普遍采用。
 

 

李星学对生物地层学，特别是对晚古生代陆相地层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中国晚古生代陆相地层》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也一直是地层古生物工作者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书。他十分重视应用古植物学解决地层问题，他建立的各个时代植物组合序列，为陆相或以陆相为主的海陆交互地层的划分与对比提供了可靠依据。1987年，他与人合作提交给第十一届国际石炭纪地层及地质大会的论文《甘肃靖远一条建议中的中国石炭系上、下统界线层型剖面》，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关注，所建议的层型剖面堪称世界石炭纪海陆交互地区的典型代表。国际石炭系中间界线工作组主席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位专家专程赴野外现场考察。

 

我国幅员辽阔，石炭、二叠纪南北半球四大植物群均有分布，是研究全球古植物地理分布的关键地区。1989年，第28届国际地质大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李星学在大会上用英语宣读了他的论文《中国及邻区晚古生代植物地理分区》，激起与会专家的共鸣。该文后来被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古植物与抱粉学评论》全文转载。
 

研究之余，李星学对宣传、普及古植物学知识也十分热心。1963年，他与斯行健等编著的《中国中生代植物》,1974年与徐仁等合著的《中国古生代植物》，以及1981年与别人合撰的《植物界的发展和演化》等著作，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对于普及古植物学知识、提高古植物学研究水平、推动古植物学科的应用与发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曾两度被南京大学地质系聘为兼职教授，给大学生讲授古植物学。1984年，又被该校地球科学系聘为长期兼职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李星学迈出国门，先后10余次应邀赴美、英、法、澳、日、印、俄、巴西、西班牙、韩国等国访问、考察、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与外国同行切磋交流，并担任了国际古植物学会中国地区代表、国际地科联冈瓦纳地层委员会和石炭纪地层委员会选举委员、国际植物命名委员会化石植物分会委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地质对比计划321项目科学顾问等要职。1995年秋，他在南京策划举办了“地质时期陆生植物的分异与进化”国际学术会议，同时推出了由他主笔撰写的《中国地质时期植物群》(中、英文版)，为提高中国古植物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众里寻她千百度”，李星学凭着对地质科学的执着追求和献身精神，半个多世纪如一日，足迹几乎踏遍了大江南北，迄今已出版9部专著，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其中10多项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中科院重大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他的赫赫成就和巨大贡献，赢得了国内外学者的尊敬与赞赏。1980年11月，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1983年，被选为中国古植物学会理事长，并被推荐为美国植物学会会员;1984年起，任《古生物学报》主编和《华夏古生物》(英文版)第一副主编;1985年起，任古生物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2年，获美国植物学会通讯会员终身荣誉称号，全球能获此殊荣的仅限于50个名额;1993年，荣获第二届“尹赞勋地层古生物学奖”;1996年7月，在美国加州召开的第五次国际古植物学大会又授予他“沙尼国际古植物学协会奖章”。此外，他还是“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全国地层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全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员、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委员会委员等。
 

法国科学家路·巴斯德有句名言:“在观察的领域里，机遇偏爱的只是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李星学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当然是多种因素铸成的，但一生勤奋不懈、锲而不舍，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他曾说:“我这个人其实并不聪明，学识也不在一般人之上。之所以大半生还能做些工作，多少是由于始终铭记着前辈教诲的这样一句话:勤奋的人虽然不一定都会成功，但成功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勤奋的。”
 

大学时代，他就用“以勤补拙”、“好记性不如赖笔头”自律，特别留心将国内外同行有关研究资料，随时摘录制卡。后来，又注意结合地质矿产调查，采集标本，制成化石属种卡，并在有的卡片上还绘了化石所反映的植物枝叶图案。不管别人如何评头品足，也无论条件如何艰苦，数十年来，他一直没有间断过。现在，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收藏各类标本15万多件，与美国史密森博物研究院、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齐名，被国外学者并称世界三大古生物学研究中心。这其中，凝聚着李星学的一份心血与汗水。
 

外语是科研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尤其是研究沉积岩和化石，往往离不开外文资料。李星学学生时代只学过英语，为了多掌握一些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他忙里愉闲，跟导师学习德语，并利用上夜校和速成班的机会，断断续续念了1年俄语。60年代初，李星学已过不惑之年。当时.所里为研究生开设一个法语班.他又挤时间参加学习。同班30多人，数他年龄最大，别人都认为他学不长久.可是，他除了坚持每周3小时听课外，还充分利用早晚空闲时间背单词，做练习，从未间断。结果，4个月后，当班上只剩下七八个人时，他不仅坚持了下来，而且还在结业考试中取的了较好成绩。现在，李星学不但能熟练驾驭英语，还能阅读俄、德、法语的专业文献资料。
 

这些年来，李星学已功成名就，但他丝毫没有松懈。仍然虚怀若谷，辛勤耕耘。每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哪怕是无名小辈发言，他都埋头作笔记，从中吸取新观点；节假日，他几乎总是在办公室忙这忙那；远途归来、一路风尘，也从不歇息。平时，他除了偶尔看一场电影或戏剧外，清晨抽空，夜半偷闲，不是用于学习外语，就是浏览国内外文献。
 

李星学刻苦勤奋、严谨治学、堪称楷模，在为人方面，更可称道。像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在左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他曾经历坎坷，但他从不计较这些，对别人说过的过头话、做过的一些过头事采取宽容，谅解的态定。
 

李星学生活简朴，家里除了几厨书籍外，陡有四璧，但对家庭有困难的同事却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在野外考察，风里来，雨里去，十分辛苦，他却苦中求乐，与后生们谈笑风生。有时还幽默地调侃自己当年动人的恋爱故事，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乡下生活艰苦，或一大碗晚菜、滴油不占。或几只生辣椒一撮盐，他带头大嚼，吃得津浓有味。与他在一起，大家都感到心情好杨、工作劲头十足。1963年，李星学开始带研究生。他对弟子们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迄今为止、他已培养了6名研究生，其中两名已获博士学位，1名博士生即将毕业。他们都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或学科带头人。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如今、李星学已八十高龄，仍才思敏捷，身体矫健，精神矍铄。为培养我国古植物学人才殚精竭虑。他常常勉励大家说:“科学工作是一种非常艰辛复杂的劳动，特别是地质工作，要有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要有勇于实践和创新的精神、踏实严肃的工作作风，还要有强健的体魄、敢于改正错误的宽阔胸怀，才能取得较大的成就。”这是他一生辛助耕耘、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也是他砥砺后学的无价之宝。

 

作者：潇人，本文原载《湖南党史》1997年第2期

汇编于《却顾所来径——中国古生物学家的化石人生》一书

编辑：刘琮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