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康先生（以下简称汝康师）1916年2月诞生于江苏武进县（现常州市）吴泗浜后吴村吴家大门，其父为当地的小学校长。1935年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江苏省立常州中学。由于父亲早逝，长兄无法再为他支付深造的费用，只得辍学就业。他报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人类学组计算员的职位并被录取，在吴定良博士手下工作。吴定良在欧洲留学9年后，当年夏天回国被聘为研究员，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汝康师在工作中了解并喜欢上了这门学科。他省吃俭用有了些积蓄，1936年考取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但是手中的钱不够交学费，史语所的老师们伸出援手，使他终于踏进大学的门槛，成为中大生物系第15届的学生。化学老师袁翰青教授慧眼识人，看好汝康师是可造之材，时时予以资助，助其顺利完成了学业。
在生物系动物学专业上课的第一天，汝康师看上了同一专业的女同学马秀权，不久便双双坠入爱河。1940年大学毕业前夕二人喜结连理，按照当时那个阶层的习俗，家宴亲朋，在重庆的报纸上登一则半块豆腐大的结婚启事就完成了这件人生大事。
大学毕业后汝康师重返史语所为研究实习员。此时该所人类学组已经因为抗战而搬迁到昆明西郊的龙头村，工作主要是研究大批云南人墓葬的骨骼，以便未来与华北人、白种人、黑种人骨骼进行比较，探索产生其间差别的原因和意义。1941年他在中央研究院人类学集刊发表了第一篇科研论文：《中国人的环椎与枢椎》。此后的工作是随吴定良先生去贵州调查坝苗、仲家和仡佬等少数民族的体质。当时条件很艰难，没有交通工具，全靠步行，仪器和行李雇人挑运。
1942年吴定良先生受贵州大学之聘兼任文理学院院长，汝康师被聘为该院社会学系兼职讲师，为大学生讲授了两年人类学课程，对人类学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1944年史语所奉命从昆明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建立了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汝康师成为该处的助理研究员。
1945年汝康师和夫人马秀权在贵阳花溪参加并通过了赴美留学考试。他们在中央大学生物系学习时的系主任欧阳翥先生建议他们申请去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并为他们写了给该院解剖系系主任EV Cowdry的推荐信。汝康师随信附上自荐信和已经发表的几篇论文。Cowdry教授十分满意，答应他在解剖系攻读硕士学位，并提供奖学金。这时已经是1946年，人类学筹备处在春季被裁撤，汝康师转到动物研究所任职。
1946年底汝康师夫妇从上海乘船赴美，两人在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分别师从M Trotter和Cowdry教授。汝康师1947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接着在1949年夏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后马秀权也获得博士学位。这时他俩面临艰难的抉择：回中国？接受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邀请留在美国任教？美国生活条件好，但是种族歧视令他们备受精神压抑无法忍受，两人决定回国。1949年秋他们从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领取了归国旅费回到香港。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追歼残敌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回大陆？去台湾？又是一次艰难的抉择。大陆有老母幼子，还有恩师吴定良再三邀请他去浙江大学任教；台湾有身居高位的妻兄已经为他们联系了合适的工作，还有事业有成的长兄。从事业前景考虑他们倾向于回大陆，但是船到香港他们仍旧举棋不定。
他俩在香港大学小住。港大闻讯希望其在该校执教。同时该校心理学教师曹日昌也找到他们。曹氏在英国留学时加入英国共产党，194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应聘为香港大学心理学教师，同时中共组织安排他在香港负责联络、动员、争取国外科技人员和留学人员回大陆工作。曹与吴有相似的经历，又是心理学家，经过言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一席长谈，汝康师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除了顾虑，又想到大陆有众多少数民族，广阔的土地肯定埋藏着大量人类和猿类化石，有着比台湾优越得多的科研前景，于是下定决心回归大陆。
当时广州尚未解放，曹先生安排他们乘坐英国公司的轮船夜间通过台湾海峡以避免国民党海军的盘查。平安到达天津后，天津市人民政府派人陪同他们这些海归学者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汝康师特别拜访了新生代研究室的裴文中先生，听取他的介绍并参观标本。然后学者们各自前往所联系的单位。汝康师乘车南下先回老家探望老母和幼子，然后去浙江大学。他从吴定良的谈话中感觉到浙大人类学系发展前景不佳，于是去上海寻找机会。这时大连医学院院长沈其震带领团队正在上海游说，寻访人才，听说汝康师放弃去浙大的想法，格外兴奋，立即亲自找到汝康师夫妇，告诉他们，大医是共产党新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已经从内地、香港和国外引进不少人才，对归国留学生十分重视。汝康师觉得大连医学院能给他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于是答应去大连工作，1949年底到达大连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教授，其后不久被任命为解剖系系主任。1951年中央卫生部开始举办“高级师资进修班”，在全国院校中选择一些实力较强的学系作为培训点，大连医学院解剖学系被选为培训点之一。
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学习是各行各业的指导原则，东北与苏联比邻，20世纪50年代向苏学习的热情更高。大连医学院利用1952年寒假为全体教师举办了“突击俄文”的学习班，要求在一个月内掌握必要的俄语语法和大量专业词汇，达到能借助字典阅读俄文专业书籍和杂志的程度。不少教师不能记住日益增多的俄语单词，只得先学习语法，将掌握足够量单词的任务留待以后解决。汝康师当时36岁，是唯一能坚持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达到预定目标的教授。过后他阅读了俄文的人体解剖学教科书，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并将之综合到自己编写的教材中。
汝康师重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1954年在《光明日报》发表《辩证唯物主义在形态科学中的体现》，此文于次年又被《高等教育通讯》转载。此外他还与绘图人员合作编著解放后第一本《人体解剖图谱》，195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2年春，汝康师去北京参加中国解剖学会理事会，趁便去中国科学院拜访吴有训副院长。中科院编译局长杨钟健在传达室的会客单上看见了吴汝康的名字，顿然想起解放前曾经在南京的《中央日报》上看到过一篇纪念中国猿人化石的主要研究者Weidenreich的文章，作者是留美的人类学研究生吴汝康。他立即请传达室工友在吴先生出门时告诉他：杨局长希望见他。吴先生在工友的指引下去杨的办公室见到了杨钟健先生。杨说他正奉命组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而他早就从报上知道吴先生在美国专攻人类学而且很有成绩。所以当奉命组建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时，立即就想设法找到他，没料到竟这么巧地就遇上了。他问吴先生是否愿意来主持古人类学研究。汝康师心情激动连说愿意愿意。但是在与大连医学院协商调人时遇到阻力，医学院出于工作需要，不同意放人。经过再三协商达成一个折中方案：从1953年起，每年9～11月吴到北京研究人类化石，12月回大连。如此两头兼顾了三年，1956年全职调到北京。
1954年汝康师偕同贾兰坡先生发表他的第一篇古人类学论文《周口店中国猿人化石的新发现》。这也是用中文书写并发表的第一篇研究人类化石的论文。
汝康师在半个多世纪的古人类学学术生涯中先后发表了关于开远、河套、丁村、资阳、柳江、蓝田陈家窝和公王岭等处出土的猿类和人类化石的论文和关于广西巨猿的专著，他与同事共同研究过周口店第一地点、下草湾、来宾、马坝、淅川、郧县、和县、禄丰、南京汤山等地出土的人类和猿类化石并发表论文。经过慎重研究他将云南禄丰石灰坝的所有古猿化石命名为一个新属:禄丰古猿。
汝康师对从猿到人的研究有独特的理论贡献。1954年他主张中国猿人的上肢骨完全具有现代人的形式，下肢骨虽然也已经具有现代人形式，但是还保留若干原始性质，而牙齿和头骨则远比现代人原始，具有明显的两性差别，脑量远比现代人小，等等。他还进一步提出这表现出人类进化中体质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这样的状况充实了恩格斯“从猿到人”的理论，说明最初是由于劳动，由于使用而使手足发生分化，脑子随着发展起来。这种观点对认为脑的发展在人类演化过程中起着先驱者作用的传统观点形成了挑战。1961年7月裴文中先生在《新建设》杂志发表关于曙石器和中国猿人文化的文章，开启了我国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界的一场关于什么是人的讨论。汝康师独排众议，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后又做了发展和补充。他主张人类的各种重要特征不是同时起源的，从猿到人是一个漫长的过渡过程，过渡时期开始的标志是直立行走，完成的标志是开始制造工具和社会形成。过渡时期的生物是人科中的“前人”或生物人，能够直立行走，经常使用天然的木棒和石块来获取食物和进行防卫，长期的原始群的生活实践导致脑子发展以及意识和其外壳语言的萌发，终于学会制造工具和形成社会成为真人或社会人。他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关于“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1974年起多方阐述关于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存在"亦人亦猿"阶段的观点，主张在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中，既保留猿的旧质，还出现人的新质。尽管他提出的一些名称未能被广泛接受，而他的这一系列创见却得到后来古人类学发现和研究的实物证据的支持，现在认识的进化格局是，600万—700万年前人类已经以直立行走作为经常性的行动方式，而到330万年前才出现人工制造的工具。其间的古人类还有猿的不少特征。他还在1959年与苏联切博克萨若夫（Le6okcapoB）发表论证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论文。
汝康师在大连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响应号召“百家争鸣帮助党整风”和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未受殃及。但是9年后还是没有能躲过“文化大革命”，被游街、抄家和关“牛棚”一年。有的学者在“牛棚”中悲观而自杀（未遂），而汝康师却心态平和，利用在“牛棚”只允许劳动和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的机会通读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以及马克思《资本论》的前部。
“文革”前期，一切科技书籍和刊物被停止出版。赫胥黎的《人在自然界的位置》的中译本是第一本开禁的书，上级指定由汝康师和周明镇先生重新翻译此书，造反派不得不从“牛棚”中解放了两位先生。
1977年汝康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直到1983年，其间在刘振声副所长的大力协助下组织了“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项目并于1985年组织出版了同名的专著；1978—1986年担任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创建《人类学学报》；2000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还获得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多种奖项。他除丰硕的科研成果外，还发表了大量科普著作。
总之，汝康师一生不计名位，以有书可读、有事可做为乐，踏实科研，思路活跃，虽达学术高位但仍平易近人，虽经历人生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却都以平和心态处之。笔者忝列先生门墙54年，深受恩师人格和治学态度的感召，谨以此文纪念恩师百年诞辰，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作者：吴新智，原刊于《化石》2016年第4期
汇编于《却顾所来径——中国古生物学家的化石人生》一书
编辑：刘琮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