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三星村考古遗址公园即将开建的消息传开，瞬间引起各界关注，一股“考古热”席卷龙城。
20世纪70年代以前，“能否制造工具”一直被视作人和古猿的分水岭，而一位中国人类学家的声音却改变了这一切：自他而始，那些已能直立行走却不会制造工具的古猿，也被划进了人类的范畴。
他就是从武进走出的中科院院士、中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汝康。
走出国门又选择归国
他竟这样开启叩访人类祖先之路
△ 吴汝康（1916—2006）
1916年2月19日，吴汝康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北港乡后吴村，从小就参加田间劳动，对大自然中形形色色的生命现象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小时候总要花费许多时间去野外观察白头翁鸟怎样做窝、生蛋、孵小鸟和小鸟试飞成长的整个过程。
13岁小学毕业后，吴汝康跟随哥哥去南京上私立东方中学,不久又回到常州读初中。初中毕业后考上省立常州中学，高中阶段的他系统学习了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卫生等生物课程，生物老师陈邦杰注重实验，亲自示范，把切片、解剖、制图等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更让他萌发了探究生命的兴趣。高中毕业后虽成绩优秀，但无钱升学。不过，吴汝康并没有向困难低头，而是顺着报纸广告的指引，考进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上人类学组的一名计算员。接下来的求学之路也仿佛“一路开挂”，一年后，他考取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1940年又以优良的成绩完成学业，获理科学士学位。毕业后，吴汝康回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任研究实习员，师从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吴定良，开启了他与“人类”相遇的故事篇章。
1941年北京猿人头盖骨因日军劫掠失踪，成为世界瞩目的科学界疑案。“北京人”的丢失虽不像圆明园被烧成为国耻，但它却唤起了青年吴汝康的民族自觉。他想不通，在自己国家境内发现、由本国科学家经过长达14年系统发掘出的猿人化石，为什么中国科学家却没有研究的权利？为什么研究“北京人”的成果向国际发布时署名是美加等国的人类学家，中国学者只是以发掘者作为点缀？甚至连最早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裴文中先生的名字都不提！原来，因为遗址发掘的经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他们掌握着钥匙，决定由谁来打开“北京人”这把锁！最让吴汝康不服气的是，他们根本不相信中国科学家具有研究能力，这犹如一把刀狠狠地砍在吴汝康的心头。他发誓：不仅要从事现代人类学研究，而且一定要在古人类学领域成为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专家。
△ 吴汝康马秀权伉俪
为了更好地掌握这门学科，1946年，吴汝康和妻子马秀权双双考取世界顶级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他们丢下仅8个月大的儿子，踏上了远赴美国的求学之路。刚到华盛顿大学，吴汝康就发现他所在的系有3位诺贝尔奖得主开课，这让他兴奋不已。导师第一次见面就表示要把他在国内撰写的论文推荐到美国的专业刊物发表，并毫无保留地把2000多份人体解剖的详细档案向他开放，让他领略到了一个学者的胸怀。在这样的关切与训练氛围下，他开始研究人类口腔骨骼的骨化和生长，通过胚胎发育的整个过程观察胎儿未来牙齿与口腔的骨化过程，学术能力也得到了飞快提升，练就了根据任何一块骨头一眼判定死者大概年龄的过硬本领，他的论文被认定填补了儿科医学的一项空白。
华盛顿大学的学习紧张而又充实，吴汝康仅用一年时间就获硕士学位，并兼任研究人员。1949年，夫妇俩双双获得博士学位，并得到美国顶级医学院的聘书。留美，还是回国？回大陆，还是去香港台湾？美国生活条件虽好,但种族歧视令他们备受压抑。大陆有老母幼子,还有恩师吴定良再三邀请他去浙江大学任教。事实上，他始终没有忘记“北京人”头盖骨失踪的义愤，以及中国科学家不能研究古人类化石的屈辱。特别是当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凭着科学家把科学置于首位的本能，他们毫不犹豫地乘上英国轮船，在夜里悄悄经过台湾海峡，在天津港登陆。于1949年秋，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的吴汝康，随即赴大连医学院就任解剖教研组教授兼主任，一头扎进教研的深海，心无旁骛地搞研究、带学生，先后参与编著了《人体解剖学》《人体解剖图谱》等高等医学院教科书。
一张会客单的机缘
何以成为“古人类学”研究的殿堂级学者
△ 1954年，在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工作的吴汝康
1952年4月，春风和煦、杨柳青青、百花齐放。36岁的吴汝康心情舒畅，他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解剖学会理事会会议。会议结束后，他按计划去拜访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先生。到了中科院，他依照规定填完会客单，便去找吴院长了。
“您等等，杨局长有事情找您!”当吴汝康拜访结束准备走出中科院的时候，却被传达室的人叫住了。
“杨局长?”吴汝康好像没有听明白，“谁找我?”
“是的，就是编译局的杨钟健局长!”
吴汝康更加不懂了，心想自己根本不认识杨钟健啊，为什么要找他呢?不久，杨钟健局长就把吴汝康领进了办公室。
“前几年《中央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纪念魏敦瑞先生的文章是您写的吗?”杨钟健局长笑着问。
“是我写的。”
“那您就是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留学，研究体质人类学的博士吴汝康啦?”
“正是。”
“太好啦，太好啦，太好啦!”杨钟健局长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真没有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找到您，我刚才去传达室拿报纸，看到桌上会客单上有您名字，我就想会不会是您，没想到还真是您!”
原来杨钟健正奉命筹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从报上知道吴汝康在美国专攻体质人类学，就在设法找他，没料到竟在这样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遇上了。随即，便邀请他到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持古人类学研究。
“真的?”吴汝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然是真的啦，我们求之不得呢!”
“好……好……好……那太好啦!”吴汝康非常开心，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这次轮到杨钟健局长开始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睁大了眼睛问：“真的，您不再考虑一下啦?”
“开展古人类研究可是我的理想啊，我当然愿意啦!”
△ 吴汝康测量标本
△ 1981年10月吴汝康在云南禄丰古猿化石点考察（图源“中科院之声”）
在接下来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吴汝康对巨猿、禄丰古猿、蓝田猿人、北京猿人、金牛上人、马坝人、柳江人、资阳人等化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开创了中国人自己深入研究人类化石的时期，并提出从猿到人的过渡、人类体质发展的不平衡性、人类特征产生的顺序等理论，发表了大量科研论文和专著，以及大量的科普作品。
20世纪50年代，吴汝康在研究北京直立人化石时注意到，这种体质形态上介于古猿和现代人之间的古人类的头骨比四肢骨保留较多的猿的性质，上肢骨比下肢骨更接近现代人。据此，他提出人类进化过程中体质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他认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由于两条腿单独担负了人体行动的功能而解放了双手，使之能从事劳动，劳动推动人脑向现代人的方向进化，连带着表现为头骨的形态发展落后于四肢骨。这种现象支持了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的理论。
达尔文论述人类最初的特征，是两足行走、使用和制造石器以及社会特征的“一揽子”理论，影响了人类学界几乎一个世纪。但是，猿与人的界限始于直立行走，还是制造工具？对此，吴汝康提出了“过渡说”。他认为，这一过渡时期开始的标志是直立行走，完成的标志是制造工具。1954年12月28日，吴汝康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阐释了从猿到人的过渡、人类体质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人类特征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顺序等理论问题。直到二十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国际人类学界终于普遍接受了吴汝康的观点，一致承认，人类最初的特征是直立行走。
古人类学者需要具有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考古学、生态学、埋藏学、年代学等许多知识与理论，且要融会贯通，这远比掘地三尺要复杂千万倍。在吴汝康之前，还不曾有一个中国人研究过中国出土的古人类化石，更不曾有一个中国人用中文写过一篇专门研究人类化石的论文。1954年，吴汝康与贾兰坡合作研究的周口店遗址的5颗牙齿和两段肢骨，撰写了研究报告《周口店中国猿人化石的新发现》，成为我国第一篇首先用中文写全文、附以英文摘要的研究人类化石的论文。
1980年，吴汝康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 吴汝康的部分著作
吴汝康奉行的格言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对于草率报道证据不足的科研成果这一行为，他总是挺身而出实话实说，因为被中科院许多年轻人称为“打假英雄”。
1989年在湖北发现了一个相当完整但被压扁了的人头骨。当地人将人头骨带到北京交给某科学家鉴定，结果被认定为南方古猿。因南方古猿在中国还不曾被发现，这一说法立刻引发了媒体的竞相报道。吴汝康看到后，立即给湖北省文化厅分管文物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坦诚地指出这个头盖骨不是南方古猿，把它视为南方古猿的说法很不慎重。最终鉴定结果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这个头骨是直立人的。尽管这样的报道日后终被证明是不适当或错误的，但是事发当时的反对，却使吴汝康屡遭非议。然而吴汝康从不后悔，他想的是只要能使祖国的科学声誉免遭损害，个人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
△ 吴汝康（左一）与吴新智（图源“中科院之声”）
晚年重病期间，吴汝康对工作的热情与向往依然不减。据女儿吴建新回忆，有时家人或朋友与他说话，因为身体非常虚弱，他常常没什么表情与反应。但只要是研究所有人来，如吴新智院士等，对他讲些工作上的事，他的眼神会马上变得十分专注，就像猫突然发现树上有一只鸟时的那种神态，其一生对科研的热忱与执着若以“为伊弄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来形容绝不为过。
2006年8月31日，吴汝康在北京逝世，他的墓就建在他为之奉献终身的周口店。
2020年，国际小行星委员会批准并发布国际公报，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17452号小行星式命名为“吴汝康星”。
吴汝康的一生，实现了由中国人来研究中国出土的古人类化石的梦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研究古人类化石的专家。他不仅走上了“古人类学”研究的神秘殿堂，并且开创了“今人类学”的新学科，成为国际学术界名副其实的一颗巨星。
原标题：《武进籍院士吴汝康：一张会客单让中国的古人类学研究走向世界前列》
编辑：诸鹏飞
审核：盛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