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14日深夜,坐落在北京东单北大街三条胡同路北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一片寂静。一切似乎都已堕入梦乡,就连大门外那两尊石狮子在夜色中也显得无精打采。然而,围墙内靠大门左侧有一幢被人们称为“B楼”的两层楼房,它楼下的一间办公室却彻夜灯火不灭。里面,一位年届半百的西方人坐在办公桌旁,他时而端详桌上摆着的几具人类头骨化石,时而伏案疾书。他就是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此刻正在进行举世瞩目的北京人化石的研究。
步达生是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主任,又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主任。尽管自1927年开掘周口店以来,学院已经免去他的教学任务,使他集中精力于研究工作。但是,他每天还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冗杂的行政事务。只是到了晚间,他才能专心做北京人化石的研究。“日这天下午,担任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的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来找他,两人在办公室里一直谈到下班。送走亲密的同事和草草用过晚饭之后,步达生反扣大门,又一头扎到研究工作中去。然而,谁知15日早上人们来上班时发现,这位可敬的科学家因心脏病绝然发作已离开入世了。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步达生和周口店的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第一个研究北京人化石的人类学家;“北京中国猿人”的学名是他建立的;周口店的系统发掘以及领导这一工作的新生代研究量是翁文灏、丁文江等人和他一手创办的。可以说,步达生的一生和周口店的事业有着不可分隔的联系,他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外国友人。
步达生于1884年7月25日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名门望族。母亲是王室的后裔,父亲曾任王室的法律顾问。但是,步达生并不沉溺于优裕的家庭生活。他从小注意刻苦磨炼,培养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少年时代的步达生常常到位于加拿大南部的卡沃撒湖旅行。在那里,他练就一身驾驭独木舟的真本领。后来在读中学时,他居然在哈德逊湾公司揽了一桩危险的差事——驾独木舟运送补给品到交通困难的北安大略去。在好几个星期里,他面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翻船危险,独自一人驾着满载货物的小舟来往于湍急的河流之中。在充满冒险和奇趣的旅途中,他和当地的印第安人交朋友,向他们学习土话。纯朴憨厚的土著居民很喜欢这位机灵的白人少年,送给他一个带有褒意的绰号:“小白鼠”,赞扬他的动作和麝香鼠一样敏捷。步达生还曾去试掘金矿。有一次,他陷入一场可怕的森林大火的包围之中,多亏他很快退到一个湖里,硬是在水中呆了一天两夜才免于葬身火海。有一年夏天,他替加拿大地质调查所干活,通过野外作业,他掌握了构造地质学和地层学方面的实际知识。这些锻炼和学习,对他后来能胜任组织周口店发掘和整个新生代的研究工作关系极大。
步达生在大学里本来是学医的。由于对生物学感兴趣,1906年在多伦多大学毕业后,又继续留校学了几年比较解剖学。1909年,他到一所医学院任解剖学讲师,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学和研究生涯。
1919年,步达生受聘来华,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任神经学和胚胎学教授,1921年起任解剖科主任。还在1914年,步达生由于受到当时学术界关于皮尔唐人复原问题争论的影响,对人类进化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决心在这个领域中有所建树。来中国工作,为步达生实现自己的抱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块古老的东方大地,不仅曾孕育了五千年的古代文明,而且还是人类进化的重要舞台。1903年,著名的德国古生物学家舒洛塞尔描述了一颗来自华北的似人似猿的牙齿,并预言可望在中国找到新的类人猿化石、第三纪的或早更新世的人。从此中国受到学术界的倍加重视。
步达生到达北京的第二年,就去过今天北京市的通县和河北省的三河县、蓟县等地考察化石地点。他和当时在中国开展古生物和史前考古考察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建立了合作关系,负责研究安氏在辽宁、河南、甘肃等地采集的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人骨。1925年起,他与安氏一起筹备一个以新疆为目的地的中亚考察计划〔后未实行)。1926年秋,师丹斯基于1921年和1923年从周口店采集品中发现了两颗人牙的消息传出以后,步达生即和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丁文江等人频频磋商,并争取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赠款,于1927年2月拟订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发掘周口店的协议书。
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周口店发掘终于在1927年4月16日正式开始。10月16日,在离1921年发现第一颗人牙很近的地方,又挖到一颗成年人的左下第一臼齿。步达生对它作了详细描述,于同年12月发表了名为《周口店堆积中一个人科下臼齿》的专著(《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7号第1册),提议建立一个人科新属,即Sinanthropus pekinensis,中文译作“北京中国猿人”。从此,这个学名和由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提议的俗名“北京人”(Peking Man)一并使用、流行。
1929年,为了扩大周口店的研究成果,步达生和翁文灏、丁文江等商量,制订一项内容广泛的新生代研究计划,并正式成立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步达生任名誉主任、杨钟健任副主任。这是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它的建立开拓了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导致1929年年底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和随后一系列重大的发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迁,新生代研究室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成为今天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当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是不会忘记当年艰苦创业的前辈们的。
步达生为人谦虚谨慎,待人诚挚热情。他从不沽名钓誉、居功自傲。相反,总是把成绩、功劳记在别人身上。就拿“中国猿人”属名来说,本来是他建立的。但是,他在属名后却写上他和师丹斯基两人的名字。1929年周口店取得震惊世界的成果,作为直接领导这一工作的新生代研究室的负责人,他本可以把桂冠在自己头上戴。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在发往世界各国学术界名流的报喜信里,他特地提到三位在周口店做具体工作的科学家:“裴文中先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野外工作人员;杨钟健是第一流的研究人员,在野外工作方面亦是如此;而德日进则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三’”。他在一篇论文里曾写道:“名义上虽是我担任研究工作,实际上我并没挖掘过;进行挖掘的时候我去看的次数也不多。”其实,在筹办周口店发掘的工作上,他是花力气最多的一个人。从争取赠款、起草协议、物色人选、察看现场,到拟定具休的发掘方案,都是他亲自动手。甚至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交涉新生代研究室的办公用房等琐碎事多,他宁可自己承担,而把身边唯一的办事员派到周口店协助工作,好让那里的科研人员专心搞好发掘。
步达生和中国同事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共事关系。他尊重中国同事的意见,遇有不同看法能充分协商,从不以专家或长辈自居。所以,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通常容易在中外人员之间产生的纠纷,没有在步达生身上出现过。正如丁文江所说的:“我想步氏的同事们会同意我说的话,在我跟步达生交往期间,我从来没有发现他有优越感,因此他的中国同事们也没有自卑感……在跟他的中国同事交往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了他的国籍或种族,因为他相信科学超越了这些人为的事情。”
步达生的毅力是惊人的。前面已提到,由于行政事务冗杂,他只能常常在夜夜间做研究工作。这里引用一个他附在一篇论文原稿后的工作记录,读者从中可以了解他工作的一般情况:
“原始草稿第1-3页,1月9-12日(上午6时)
第3-6页,1月12-13日,上午3时30分完成
第6-8页,1月14日(上午6时)
第9-11页,1月15日(上午5时30分)
第一稿1月16日
第二稿1月22日
定稿1月29日”
步达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作为一位医生,他不会不知道这种病会随时给他造成致命的后果的。但他不顾这个,而是拼命在抢时间。1933年春他病倒了。住院期间总惦记着周口店和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3月5日他给巴尔博的信里（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步达生写的最后一封书怡),以惋惜的口气说:“曝近六个月期来,我大部分时间脱离了正轨。我不得不住院休息，整个二月份我都没有到过研究室去了。”身体稍稍恢复他又埋头于工作,终于被病魔过早夺走了生命。
步达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闪耀光芒的学术论著。据不完全统计,从1913年起至1934年逝世前发表的“关于北京人的发现、形态和生活环境”一文为止,共发表论著56篇。正如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委员会1934年5月8日通过的一份备忘录所说:步达生的早逝,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同事,他在科学上的辉煌成就使本学院增光,他在北京人方面的研究工作使他名扬四海,而这一工作在今后将仍然是对于早期人类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作者：黄慰文，原刊于《化石》1982年第4期
汇编于《却顾所来径——中国古生物学家的化石人生》一书
编辑：刘琮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