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人类：没有文字的考古学探索领域

（化石网报道）据文汇报（陈淳）：我们对古人类的狩猎能力也有很大的误会。比如，有些自然博物馆中国猿人的复原塑像常常是肩负一头大鹿满载而归的形象。中国猿人制作的石器非常简陋，根本无法用来猎取奔跑的大型有蹄类动物。他们的智力比较低下，无法和现代人相比，也无法从事现代人那样比较复杂的狩猎行为。他们更多采取腐食的方式，即利用群体力量从猛兽口中夺取它们的猎物。采用的办法可能就是用火，火是中国猿人的战略性武器，它能使得所有猛兽退避三舍。

文字记载的历史不到人类历史的百分之一，被称为一部长剧的最后一幕。这段没有文字的史前史主要靠考古学来探索。在这段大约300万年的时间里，人类从动物界脱胎而来，无论在体质上还是在文化上都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它属于美国人类学家亨利·摩尔根所谓的蒙昧和野蛮阶段，餐风露宿，茹毛饮血。我们现在的文明社会都是从这样原始的社会发展而来的，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创造和积累。

考古不是盗墓，不是挖宝。考古学家是历史的侦探，他们寻找古代人类留下的遗物和遗迹，以此探究我们古代先民的思想和行为。他们将各种零星和残缺不全的证据拼复起来，从而复原我们人类已逝的历史。由于人类的早期历史没有文字记载，因此世界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都有各自的创世神话，而这种传说和神话往往对我们认识自身的起源会产生很大影响。

考古学家忙忙碌碌，有的像地质学家，在不毛之地寻找远古人类的化石；有的像农民，在野外抢救受到基建或其他土地改造项目威胁的古代遗址和墓葬；有的像潜水员，在水下打捞古代沉船或被水淹没的遗迹。但是，这门学科有三项战略性基石，这就是对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探索，它们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下文的介绍将涉及前两项战略性研究的现状。

人类的来历

20世纪上半叶，当北京周口店发现中国猿人化石的时候，达尔文从猿到人的假设才被学界接受。比中国猿人发现更早的南方古猿、尼安德特人和爪哇猿人化石，他们在人类演化中的地位因为各种原因而被学界否定。当时将中国猿人起名为“猿人”，是认为这类化石还不是真正的人类，而是处于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现在我们知道，中国猿人的时代较晚，而且他的学名也被“直立人”所取代。

20世纪中叶，东非出土了大量的早期人类化石，完全改变了我们对自身来历的认识。首先，人类的起源地是在非洲，而非20世纪初所认为的那样是在亚洲。第二，人类起源的时间大大推前到大约300万年前，而非中国猿人所代表的50—60万年前。第三，人类演化的轨迹是像树杈或藤曼那样的复杂过程，而非像过去想象那样的直线演进过程——从猿人向古人再发展到新人（现代人）的递进。人类的早期演化阶段有许多亚种，他们相互竞争，并行发展，优胜劣汰，最后现代智人胜出。南方古猿人、猿人和尼安德特人都是演化过程中的绝灭旁支，世界上所有的现代人都是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一位“祖母”的后裔。这一分子人类学线粒体DNA的重要发现被称为现代人起源的“夏娃理论”。

早在20世纪20年代，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达特在一处叫塔昂的采石场发现了一具破碎的幼童头骨化石，带有许多人类的特点。达特意识到他可能发现了人类祖先的化石，1925年他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宣布了这一发现，将塔昂幼儿化石称为“南方古猿”。

但是，他的看法受到了学界的反对，认为这是一具黑猩猩幼体的化石，并对它为何会出现在南非深感疑惑，因为南非从未存在过黑猩猩栖息所需的那种热带雨林环境。尽管达特的结论受到了冷遇，但是他得到了一位苏格兰古生物学家布鲁诺的支持，后者于1936年在南非矿区发现了一具成年南方古猿的脑内膜化石。这件化石非常特别，脸部扁平，颌骨厚重，门齿和犬齿很小，其形态与塔昂幼儿差别如此之大，看来南非曾经生活过两种体态迥异的南方古猿。布鲁诺将其命名为“傍人粗壮种”。

后来科学家才弄清，大约在250万年前，南非只生活着一种以塔昂幼儿为代表的南猿非洲种（又叫纤细种）。到了200万到150万年前，南非生活着两种人科动物，除了非洲种外，另一种就是南方古猿粗壮种（傍人）。

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位探索者也在东非默默无闻地工作，他就是肯尼亚内罗毕柯林顿博物馆馆长路易斯·利基。早在1911年，一位德国昆虫学家发现了东非的奥杜威峡谷，那是地壳运动形成的一条巨大裂谷，将几百万年前的堆积暴露在地表。直到1931年，利基才争取到资助，前往奥杜威峡谷进行勘查。经过了近30年的不懈努力，利基的夫人玛丽·利基在1960年发现了一具成年男性的头骨，很像南非古猿粗壮种。利基将其命名为“东非人鲍氏种”。将其归入人属，是因为在出土地点附近发现了石器。但是后来，利基的儿子乔纳森在东非人化石附近又发现了更进步的“能人”，于是认为后者才是这些石器的制造者。

1967年，利基的次子理查德和美国考古学家艾萨克在肯尼亚图卡纳湖东面的库彼福拉发现了大量的南猿化石，大多是鲍氏种，并将他们的生存年代推前到250万年前。1972年，他们在那里发现了1470号头骨，采用钾氩法对火山灰的测定，年代在200万年前。这具头骨脑量较大，有775毫升，眉脊较弱，重量较轻，所以在分类上被归于人属。科学家认为，这类人科动物在智力和适应能力上比南猿粗壮种更强，最后导致了后者的绝灭。

1973年，一支法国和美国的联合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一处叫做哈达的不毛之地发现了一具更古老的南猿化石，距今约300万年，被命名为“南方古猿阿法种”，绰号“露西”。这具化石保留了大约40%的身体骨骼，可以知道他们已经能像我们一样直立行走。

东非也发现了175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直立人头骨非常厚重，眉脊极为粗壮。由于我们现代人的特征更接近能人和1470号人，而与直立人迥异。所以，利基认为直立人是人类进化中的一个异类。东非出土的人类化石表明，在250万年前，人科动物的进化至少有两支，南猿阿法种最为古老，后来演化出南猿非洲种和能人。南猿粗壮种大约在250万年前出现，他们与南猿非洲种、能人甚至直立人平行演化了近100万年，大约在100万年前绝灭。

1994—1995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阿瓦什中部地区发现了比南猿阿法种更古老、比南猿更接近猿类的化石，它们被命名为一新属新种“地猿始祖种”，生存年代距今440万年。后来，古人类学家又在附近找到了比地猿始祖种更古老的化石，距今580万年，被命名为“地猿始祖种始祖亚种”。

地猿作为人类祖先的地位刚刚确立，一支法国与肯尼亚联合考察队在肯尼亚图根山区发现了12件化石，被命名为“原初人图根种”，年代在560—620万年前。2001年，在乍得的丢拉伯沙漠中惊现一具头骨、一具下颌骨和一些牙齿，被命名为“撒海尔人乍得种”，绰号“托麦人”。托麦人的枕骨大孔完全垂直位于脊柱之上，而且脸部较平，说明他已经完全直立行走。地猿、图根人和托麦人的年代已经非常接近人猿揖别的时间，究竟哪一类物种是后来人属的直系祖先，可能还有待更多化石的发现和进一步的研究。

人类的史前史主要是石器时代，它又被分为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工具主要采用打制方法制作，而新石器用磨制方法制作。新石器时代一般始于一万年之后。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不仅是采用石料和加工技术的不同，更主要的是它们用途的区别。这种技术变化并不一定代表进步，而是人类适应方式和处理工作的对象发生变化所致。

打制石器理想的是采用硅质石料，如燧石，硬度大、脆性并不能有太多裂隙和杂质。锤击法就是用一块卵石作为锤子打击一件石核，从上面剥离石片，这些石片非常锋利，直接可以用来切肉和刮削木头。后来，人类又发明了软锤技术，就是用鹿角做锤子，可以打制非常漂亮和匀称的石器如手斧等。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又发明了压制技术和复合工具，可以制作更加精美的器物，而且可以装柄和镶嵌，长矛（标枪）、箭镞和渔叉都是复合工具的代表。打制石器的加工过程相对来说简便而快捷，所花的时间和力气都比较少。

磨制石器的加工显然费时费力，如果磨制工具没有效益上的优势，人类肯定不会花很长时间和那么大力气来磨制它们。磨制石器的原料也不同于打制石器，主要是硬度低、韧性较大的石灰岩和页岩，这类石料不含二氧化硅，相对较软。磨制石器的优势主要在砍伐树木和加工木器等重型工作上的优势，磨光石斧和石锛的刃缘很适于反复的砍伐和刨削，而硅质石料制作的重型工具因为脆性，很容易断裂。而且其刃缘呈锯齿状，不适于加工木器。因此，人类愿意在磨制工具上花上比打制石器几百倍乃至几千倍的时间和力气，是因为它能够抵消打制石器短命和反复更替的成本。而且，像木器加工所要求的平滑规整表面是打制石器根本无法胜任的。

生活在一万年前的古人类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也就是以野生资源为食物来源。这种采集经济完全取决于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供应。由于各种可食资源的可利用时间和地点都不相同，而且会随降雨等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波动，再加上野生资源无法养活太多的人口，所以，史前的狩猎采集群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性游群，三到五人一组，随着不同季节可用食物的不同而在很大一片区域里流动。

我们对古人类的狩猎能力也有很大的误会。比如，有些自然博物馆中国猿人的复原塑像常常是肩负一头大鹿满载而归的形象。中国猿人制作的石器非常简陋，根本无法用来猎取奔跑的大型有蹄类动物。他们的智力比较低下，无法和现代人相比，也无法从事现代人那样比较复杂的狩猎行为。他们更多采取腐食的方式，即利用群体力量从猛兽口中夺取它们的猎物。采用的办法可能就是用火，火是中国猿人的战略性武器，它能使得所有猛兽退避三舍。

农业起源

对于农业起源的原因，以前人们常用一种“发现论”的观点来进行解释，认为农业是比狩猎采集进步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经济形态。实际上，农业是比狩猎采集辛苦得多的一种生活方式，它的唯一优点是能够从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食物，因此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农业是应对人口与食物供应之间平衡失调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生存策略。

人类驯化动植物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在采集经济中，相对于动物和其他各种食物品种，作为草籽的各种谷物可能是各种资源中回报率最低的种类了。它们被驯化的原因，也就是说人类愿意利用和栽培这类时间劳力支出大、回报率很低的食物，很可能是因为它们便于储藏的特质。对于狩猎采集者来说，每年的冬季往往是食物匮乏的季节，难免饱受饥馑之苦。当人类慢慢趋于定居时，必须要用储藏食物来应付每年资源供应的淡季。在世界各地，橡子是最常见的储藏食物。但是橡子生长在丘陵地带，在平原地区可能只能仰仗草类的种子来应对这个问题。后来随着人口的缓慢增长和野生资源的逐渐减少，古代人类只能逐渐加大对谷物的选种、栽培和强化利用，使得稻米、小麦等谷物最后取代其他资源，成为今天的主食。

世界上有几个农业起源的中心，主要是两河流域的新月沃地、我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还有中美洲。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左右，这几个地区几乎同步开始了动植物驯化的进程。这些地区的地理气候和原生物种都有相当大的区别，因此探讨这些地区农业起源的过程，成为考古学研究最具挑战性的课题。

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而且是在世界各地多次被独立驯化的，年代约在12000年前。中国本地驯化的家畜主要是猪，羊、黄牛和马都是从其他地方输入的。我在此主要介绍黄牛的来历。家牛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瘤牛，肩部长有肉瘤，分布在南亚。另一种就是黄牛，它是从生活在欧亚大陆上的野生原牛驯化而成的。中国的黄牛目前被认为是在距今5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从近东传入的，而在近东最早的家牛驯化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幼发拉底河流域。

有的动物如牛和羊，很难从骨骼特征上来分辨它们是否被驯化。大约10000年前，黎凡特地区出现了形态上与现代黄牛比较相近的家牛。而且，考古学家从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发现，牛群中母牛的比例明显高于公牛，表明已经对牛群的性别进行控制，而牛的年龄也趋于年轻。牛的驯化使得人类有了更加长足和稳定的肉类供应。最迟在公元前7世纪，安纳托利亚北部的先民已经开始利用乳制品，这样就延长了牛乳的保存时间。人类用牛作为畜力可能时间较晚，我国在汉代的壁画里才出现牛耕的描绘，利用牛马等畜力是人类生产力提高的一项重要发展。

艺术与信仰

古人类信仰的发展是与智力的演化分不开的，就目前考古学证据来看，人类大概在尼安德特人阶段有了自我意识，这就是埋葬死者的习俗出现。而就艺术的发展来说，史前期乃至上古时期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纯艺术，那时的艺术都与信仰有关。在远古人类的信仰或观念里，自然、超自然和人类自身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那时的人类就像处理人际关系一样来对待自然界的万物以及他们所敬畏和膜拜的各种神灵。

生活在28000—10000年前的欧洲克罗马农人是杰出的猎人和天才的艺术家，他们在欧洲南部的许多洞穴里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洞穴壁画。这些壁画的主体大多是形态各异的动物，如犀牛、狮子、野牛和马，还有骨头上的刻画和石头女性雕像。这些艺术表现很可能与当时人类生存与繁衍的某种信仰密切相关，那些与自己生存休戚相关的资源会被神化，而人与这些资源的关系就体现了人与神灵的关系。由于克罗马农人主要以狩猎为生，所以绘制这些壁画的意图可能是表达对这些动物的特别关照，并可能经常举行仪式来强化对这些动物的操控，祈求保证现实生活中的动物数量和狩猎活动的成功。

早期人类的信仰普遍表现为萨满教的形式，萨满或巫觋借助一种超自然和神秘力量来通神，沟通天地与祖先，治疗疾病并主持各种祭祀庆典。在沟通天地和神灵的仪式中，除了采用舞蹈和致幻药来制造特殊气氛外，还会用各种动物来作为沟通人神的媒介。因此，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地的萨满艺术中看到对各种动物的描绘和艺术表现，最常见的有鸟、蛇、鱼、蛙。萨满通天的象征有萨满树和鹿角等。三星堆的青铜树和曾侯乙墓出土的鹿角器应该就是萨满通天的法器。

鸟因为会飞翔，无疑成为萨满通天最常见的媒介。在世界各地史前文化的艺术表现中，鸟是出现最多的母题，比如我国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双鸟朝阳碟形器”，四川金沙遗址出土过一片圆形的“太阳神鸟金箔饰”，表现为四只神鸟围绕太阳飞翔。安徽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过一件玉鹰，双翅外展，腹部刻有可能代表太阳和宇宙的两个圆圈，圆圈之间是代表光芒的八角纹。还有三星堆青铜树上的立鸟和良渚文化玉器上的鸟纹等等。

在古代先民眼里，他们所处的自然界，超自然力量无处不在，并因它们而生意盎然。因此，自然和超自然并无区别，所有东西都是活的、有意识的、并且相互关联的。自然界由拟人的力量所操控，只不过更加强大，因此能够决定人类的命运。这些力量就是我们所谓的上帝和神灵。所以，人们会像对待自己一样来对待世界万物和神灵，并会不断以各种方式取悦它们。欧洲的巨石阵、古埃及和玛雅的金字塔和中国商代的青铜器，都与信仰超自然力量有关。

大约从公元前第一千年开始，古希腊哲学家、希伯来的犹太教、波斯的祅教、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开始挣脱原始宗教的绝对束缚，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神灵的超自然世界区分开来。于是，人类思想逐渐从宗教和神话中解脱出来，开始以理性思维看待社会和自然界。每个思想家的传道解惑成为一种认知的基础，起先它只是吸引个别的追随者，后来则是整个民族。这些思想成为世界主要社会体系的基础。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恰当地将人类世界观发生巨变的这个时期称为“轴心时代”，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开始。（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本文据作者在上海博物馆的讲演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