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地质学家王鸿祯：博学笃实胸怀宽广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王鸿祯先生今年11月18日将度过90华诞,地质科学界同仁向他表示热烈祝贺。

家学渊源 博古通今

王鸿祯出生在山东省苍山县卞庄。其父是前清秀才,工书法、善文词。王鸿祯饱受熏陶,自幼对于经史子集、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十分爱好、乐于涉猎,因而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基础。

1931年,王鸿祯15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步衰落。他随哥哥赴北平求学。他于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开始了献身科学事业的征程。而他早年的文史基础、绘画技巧,也在未来的伟业中起到了重大的支柱作用。

三千三百里长征

在北京大学地质系,由于浓厚学术空气的激励和中外著名学者、教授言传身教的鼓舞,王鸿祯学习刻苦勤奋,立志要在地质科学上做出成就。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鸿祯随北大师生南下,在长沙成立的“国立临时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联合组成)继续学习。同年底,南京沦陷,长沙成为后防重镇,“临大”又不得安稳,经教育部批准,再迁昆明,除一些学生参军、转学外,剩下的学生兵分两路,一路经粤汉铁路至广州,转香港、海防,经滇越铁路抵昆明。另一路由200多学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一路步行,向昆明进发,同行的教师闻一多、许骏斋、李嘉言、李继侗、袁复礼、王钟山、曾昭抡、毛应斗、郭海峰、黄子坚和吴征镒共11位,组成“辅导团”(袁、曾、李继侗等教授则是“指导委员会”委员)。200多学生中包括地质系3个年级共约10人,其中便有三年级的王鸿祯。他们从1938年1月至3月(也就是利用寒假及两头的时间),步行了68天,行程1663公里,完成了一次“小长征”。在那狼烟四起、山河破碎、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广大师生以天下为己任,不畏艰险,长途跋涉,实为震惊中外之“义举”。

这次“长征”,使广大师生首先在政治上受到锻炼,大家唱起“流亡三部曲”,深深痛恨发动侵略,使我们流浪、逃亡的日本军国主义强盗。他们一路上见到祖国河山锦锈,然而人民却一穷二白,一些边远山区,下地劳动的大姑娘还衣不蔽体。他们立志发奋,要振兴祖国,为民造福。他们的“义举”得到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地方当局的同情和关切。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因为湘西治安较差,还特别派了一位姓黄的师长一路护送,总算安全通过了那一地区。进入贵州后,他们受到苗族等兄弟民族热烈欢迎,还一起开联欢晚会,热闹非凡。到达贵阳市还休整了两天,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一个公园里主持了盛大的欢迎会,并讲了话,还请大家吃了饭。

在这次“长征”中,王鸿祯不仅克服了吃、住、行等生活上的困难,而且,他极其乐观向上、朝气勃勃,视这次“长征”为可贵的野外地质路线考察的大好机会。他们的老师袁复礼教授是野外实践经验极为丰富的久经沙场的老将。王鸿祯紧跟袁先生问这问那,学着他的样采标本、作记录、描图,从袁老师妙趣泉涌的现场讲解中,学到不少知识。他的罗盘因使用过于频繁,一度发生了故障,在袁老师帮助下,很快修好了再用。他们路过贵州侗族地区时,还参观过汞矿,了解矿工们如何用土法从朱砂炼出水银来。他们在贵州镇远,由袁老师组织地质系同学交流了各自在途中观察的记录本和采集的化石等标本。到达昆明后,师生们更把标本、照片、记录本及其他收获品集中起来办了一次展览,很受师友们称赞。

剑桥探古

学校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王鸿祯于1939年毕业于该校地质地理气象系,留校任助教。194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费留英研究生。11月,他进入著名的剑桥大学,以“四射珊瑚”作为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他决心利用所携保存极好的资料对四射珊瑚骨骼微细构造及其分类演化进行系统研究。他具备广泛的地质基础知识和古生物研究能力,从小养成的文字与绘画功底这时也大大派上用场。他又广泛查阅了英国各大博物馆、科研单位的四射珊瑚标本、薄片及卷帙浩繁的文献。于是,仅用了一年半时间就完成了《从骨骼微细构造观点论四射珊瑚分类》的毕业论文,并荣膺博士学位。这高水平的别开生面的博士论文经导师布尔曼教授推荐,于1950年发表于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丛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内容在美、法、苏等国出版的大型古生物系列专著中均被引用。这位而立之年的中国青年古生物学家初出茅庐即声名大振。
王鸿祯不仅深钻古生物学攀上高峰,而且对沉积学、大地构造学,特别是当时一度沉寂的活动论地质学也广泛注意,刻苦攻研,也就更进一步打下今后事业“一专多能”的基础。

中国古生物学会“复活”大会

王鸿祯后来得到北京大学的资助,于1947年9—11月赴美访问,在华盛顿国家自然博物馆做了短期工作,以后访问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芝加哥、堪萨斯和史坦福等大学地质系,会见了不少名家,深受教益。他回国时,还带回了留美进步学者张炳熹(1950年回国,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购赠北京大学的一台X光机。11月底,王鸿祯回国抵上海,然后到达南京。

当时适逢中国古生物学会正在积极筹备恢复活动。原来,中国古生物学会早在1929年就成立于北平,选举孙云铸为会长,计荣森为书记,李四光、赵亚曾、王恭睦、杨钟健为评议员,并开展过活动。以后,由于经费困难、人事方面与中国地质学会颇多重复,会员散处各地,得力干将计荣森又早逝,工作失去重心,会务无形中陷于停顿。然而,另一方面,国内研究古生物的人员急剧增加,业迹辉煌,不定期专著《中国古生物志》已出了100多部,论文达数百篇,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等刊,不少学者的论文、专著还在国外著名刊物、系列丛书中发表,有的成就(如李四光的“䗴”、孙云铸的“三叶虫”等)还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抗战胜利后,大部分古生物学者集中在南京,于是由杨钟健、俞建章、黄汲清等发起,筹备恢复中国古生物学会。分别发函各地同行学者进行串联,得到热烈响应。以通讯选举方式产生了新的理事会。最后,于1947年12月25日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举行了“中国古生物学会复活大会”。王鸿祯出席了大会,这位荣膺剑桥大学博士、游学欧美、载誉归来的青年古生物学家,即席被推为会员代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时参加大会的29人,后来19人当上了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院士)。

会后,王鸿祯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副教授。1948年,他在唐山铁道学院兼课、讲授“地史学”。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王鸿祯于1950年升任教授兼北大秘书长,又出席全国首届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参加了北京地质学院的筹建工作,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和副院长等职。他在教学和科研方面贡献极大,他主编的《地史学教程》极为大家所称道。

正当他事业蒸蒸日上的关键时刻,当时的特殊形势却使他身陷逆境,使他失去了参加国内外学术交往和发表论文的权利。然而,他忠于祖国、追求真理的决心是矢志不渝的。他继续刻苦钻研、潜心著述,在教学和科研中照样起着强有力的骨干作用。

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新时期。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王鸿祯也英气焕发,为祖国地质事业再次大显身手。

1980年7月,地质部部长孙大光亲自登门求贤,请他出任了武汉地质学院院长。同年,他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先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名誉理事,中国古生物学会常务理事、理事长、荣誉理事。他担任了《地球科学》(原武汉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的学报)、《构造地质论丛》的主编,《古生物学报》及《地层学杂志》副主编,他多次参加并主持国内外学术会议,特别是出席第26届(1980,巴黎)、27届(1984,莫斯科)、28届(1989,华盛顿)、29届(1992,东京)、30届(1996,北京)国际地质学大会。他不仅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还是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他于1985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还长期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他是第6届全国政协委员、第7、8届全国政协常委。

上世纪70年代初,王鸿祯就与著名地质学家李春昱、李廷栋一起领导编制《亚洲地质图》。王与李春昱、李廷栋领导的编图班子辛勤劳动两年多,500万分之一的《亚洲地质图》编成,于1975年出版,并在世界各国展览、交换,深受好评,成为科学外交的有力工具,该图与中国地质图类一起,1982年获第2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8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鸿祯与程裕淇、杨遵仪合著的英文版《中国地质学》。该书反映了半世纪以来,特别是解放后中国地质事业的辉煌成就,让世界地质学同行更加了解中国。
王鸿祯于1986年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会长。他既是卓越的地球史专家(古生物学、地层学、地史学权威),又是地质科学史专家。他胸中既有地球上无机界、有机界演化的亿万载沧桑,又有人类认识地球过程的千百年佳话。他“双史”齐论,用力之勤,著述之富,皆为楷模。1990年10月,他主持了在北京召开的“第15届国际地质科学史讨论会暨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第7届学术年会”。国际地质科学史委员会是由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与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委员会双重领导下的世界性学术团体。王鸿祯领导我国地质学史工作者多人参加了该委员会活动,并担任了正式委员或通讯委员。经多方协商争取,该委员会第15届年会在我国召开。该委员会主席贡陶(德国)、前任主席(首届主席)齐霍米罗夫(前苏联)、秘书长玛尔文(美国)等都亲临大会,这是该委员会首次在亚洲、首次在第三世界国家举行学术会议。外宾们为中国学者在地质科学史研究中的卓越成就惊叹不己,于是该委员会核心领导举行特别会议,增选王鸿祯为该委员会副主席。人们深深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走向世界而振奋、鼓舞!在他领导下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基本做到“一年一会一书”,在中国地质学会每次评选优秀二级组织时都蝉联先进而获大奖。

而今,九十高龄的王鸿祯,康健矍铄,神采奕奕,还在领导着广大中青年同志勇敢地开拓创新、争取为祖国地质科学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作者：潘云唐，原刊于《化石》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