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赞勋教授字建猷,在五十多年的科学工作中,曾从事过古生物学、地层学、火山学、洞穴学、区域地质、大地构造学、板块地质学和自然科学史等许多方面的研究,工作领域宽广。
就在古生物的研究工作中,他也涉猎较广。在他的第一篇古生物学论文(法国加尔和埃罗两省齐顿阶动物群的研究)中,所研究的化石即有甲壳类,软体动物的头足、腹足、瓣鳃三类,腕足动物,棘皮动物和腔肠动物等许多门类。1980年我们参观里昂大学时,曾受引导观看了他这篇论文的手稿和原始材料。他后来还研究过鱼粪化石和A. W. Grabau、孙云铸当时也不知为何物的二叶石Cruziana。他早年所著的四册古生物志,表明他研究软体动物化石最多,其中一册系与许德佑合著,其原稿、图版和校样不幸毁于战火。解放前建猷师曾将许德佑遗下未描述的贵州西南部海相三叠纪双壳类化石交我补成,但后应国家需要,我改做淡水双壳类化石和陆相中生代地层研究,将此任务转交他人续做,至今未能如命完成,颇为愧疚。1976年建猷师还与骆金锭发表文章,介绍国际古生物学界的重大发现—古生物钟,以加强古生物节律的研究,可惜此后很少后继者就我国化石材料加以阐明。
在尹赞勋教授的地层学工作中,除第三系外,对显生宇的各系都曾研究过。其中对志留系着力最多。在此系地层的化石中,笔石甚为重要,也是他研究次多的化石门类。1949年他主要用笔石和珊瑚化石总结了中国南部志留纪地层的分类和对比;1965年赴澳大利亚访问时,曾做了“志留纪之中国”的报告。所以同行中有人认为他是我国志留系研究的开拓者,赞誉他为“尹志留”。1956-1959年他主编或合编了《中国区域地层表(草案)及其补编》及《中国地层名词汇编》,1966年还与他人共同编著了《中国地层典(七)石炭系》一书,以供示范。为1959年全国地层会议而写的“中国地层工作的成就和地层学的发展”和《地层规范草案及地层规范草案说明书》,做了全国地层工作的首次总结;后者将群、组、段、带和界、系、统、阶等地层名词与代表时间的代、纪、世、期等地质时间名词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用法,从此不再含混不清。这些足以说明尹教授对我国地层工作的全面重视。1979年他在第二届全国地层会议上所做的“二十年来我国地层工作的进展”报告,是他多年的心得积累,更是他几十个夜晚奋战的结晶,文中全面、系统、精辟而恰当的评论指导了全国地层工作,当时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我事前为建猷师此文所提供的素材,在这一报告中分别得到采用和删除,受盎良多。
他对我国地壳构造运动的名称,曾与黄汲清等合作,从地层学的观点进行过整理并提出意见。1978年领衔发表“论褶皱幕”61[一文,在肯定德国H. Stille贡献的同时,有力批判了他的褶皱幕全球同时性、短暂性等错误观点,并对我国褶皱幕的命名、使用提出建议。对于60年代国际地学界出现的板块构造重要学说,即在十年动乱期间遭受不应有对待的恶劣条件下,依然勤奋刻苦地将其引入我国,使板块构造研究后来在我国蓬勃发展。此外,他还引进了古地质学,1944年与谌义睿、秦鼐合著编制的贵州遵义、湄潭、绥阳间的古地质图,是我国最早的古地质图。
尹教授在我国的第一次野外地质工作,是1931年去哈尔滨顾乡屯发掘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当年即著文介绍,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以后,他间断地对我国的第四纪地质做过观察研究,对第四纪研究相当关心。他写过洞穴喀斯特学文章四篇,一篇为对河北省房山县上房山云水洞的旅游记实和地质记述,三篇为更广泛的科学解释和论述喀斯特研究工作文章。火山学的文章五篇,除一篇是书评(火山的英文字volcainsm的字源)和另一篇论中国近期火山外,余三篇都是关于山西大同火山的。其中后两篇写作,起因于苏联岩石学家B.H.列别金斯基1958年错误认为大同火山要近期爆发,从而引起大同居民的惊慌。这时他已73岁且正患感冒,但为了大同人民,仍旧冒着初冬的凛冽寒风重登大同群丘复勘岩石,复察他1933年文章的观察,结果进一步肯定大同火山是死火山,“终止于大约六、七万年前的马兰中期”。他在三级干部会上告诉给当地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为此,县委书记曾一再表示,这一报告是给大同人民吃了“定心丸”。这样,他的工作制止了流言,安定了人心和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做出了人民科学家应做出的贡献”。
解放后他在繁忙的组织领导事务和社会活动中,曾投人工具书的编写工作,“甘当铺路石”,“中国区域地层表(草案)”、“中国地层名词汇编”和“中国地壳运动名称资料汇编”,即是他和别人的这类工作成果。
尹赞勋教授大力培养后人,他的研究课题一旦有后来人出现,他便“毫无保留地将成果奉献给别人继续从事研究”。他将笔石和志留纪地层的研究转交给穆恩之,是这方面的典型做法,此外对许德佑、张守信和我,都曾有类似转让,他自认这是“立足培养青年人,以利科学的发展”。
建师归国后近20年的工作道路,看似顺当“腾达”,而实际是不符他理想,半生坎坷,终致认识科学救国之路不通,对旧中国的深刻认识,使他对新中国和共产党无限向往。
解放前在以副所长兼代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据建猷师自叙:”……我已兼代所长一年有余,抱负不伸,业务荒废,苦闷之极,遂上书求免。内称:‘承乏年余,所务了如指掌, 渐知利弊兴革之道,而部长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实难应付。迫不得已,请求另派高明’。据云,他(翁文灏)拆读此信,浑身哆嗦。事后,所中同人名之为万言书。正如李白诗所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任江西省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他自记“除了初到时拜访熊式辉(省长)外,只向顶头上司……按时汇报请示。在南昌时一如既往,不参加地质以外的活动,不与闻外事,也不拜访当地高级官员。……所以当局在1939年下半年停发江西省地质调查所经费,其原因想必在此。”他鄙视权贵,暮年诗有“勘乱战犯脚下踏”之句,但却特书“万人景仰章夫子”,对章鸿钊推崇备至。
他“回想起艰难的日子里,国民党达官贵人花天酒地,与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清贫生活形成强烈对比。”40年代在北碚生活困难,许德佑“被迫出售专业外文书籍。知者无不叹惜‘斯文扫地’。……我也……交拍卖行寄售美制英文打字机、皮大衣等换钱买米。值钱的书八大箱都丢在南京。”1944年古生物学人许德佑、陈康、马以思在黔西野外工作遇匪惨遭杀害,地质调查所和地质界震惊哀愤,建猷师在当时重庆《时事新报》上哀愤地说:“这是学术界的大丧,这是国家的大不幸。……。今……为匪所凌辱,刀砍,枪杀,死者能不能瞑目?后死者发生什么感想?……我们宁愿渴死,饿死,爬山摔死,冰天雪地里冻死,决不愿和许先生等遭遇同样的命运。”当时地质调查所的侯学煜也在贵州调查,闻讯后前往料理后事。审讯凶犯后,在遵义附近蒋特巢穴几遭不测,回北碚后还有权威传言,要地质调查所忍耐为高,免吃大苦。1946年秋尹师自四川返回南京时,好容易由同事代为奔走买到轮船票,但“有票无舱,(全家六人)被指定日夜呆在狭窄的船舷靠外缘一面用稀疏钢条作栏杆的人行道上。任凭往来旅客船员践踏碰撞。”所以他慨叹“重见天日,遥遥无期。……天朗气清春光明媚的图画,距离现实尚有十万八千里。”
在当时这样困顿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尹师不仅不接受翁文灏给他的私人赠款,在被征调到当时重庆的“中央训练团受训”期间,多方推托对付,逃脱了被“劝说加人国民党”的麻烦,成为那期“受训”者的特别例外,与钻营上爬者适成尖锐对比。目睹旧社会的黑暗,他自然对国民党政治深恶痛绝,因而在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时,尹师心底早已“准备革食壶浆,以迎雄师”了。当时国民党当局勒令地质调查所迁往台湾,所长李春显不愿迁去,但身为所长不便公开表态,这时在全所大会上尹师坚决主张留下,表示不再对国民党抱幻想。他的慨慷发言掷地有声,对全所职工除极少数人外影响颇多。
建猷师早已景仰共产党,解放当日在南京亲见晤谈解放军战士等“可亲可爱之人”,使他“深深感到我确实是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社会之中了”。因此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他5月19日即向南京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刘尊棋提出早日加人中国共产党的愿望。“经过整整三十年的磨砺和诚挚的追求”,即使在十年动乱中受过不应有的对待,他终于1979年如愿以偿,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人党前即已在大同火山的复勘中表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德,入党后更是夙夜匪懈,以致催患不治的白血症,恸于1984年初去世。
建猷师对青年着意培养,不仅对马以思的殉难极为悲痛,还培养了穆恩之等很有学术成就的科学家,只我愧对尹师深望所成过少。但他为了公正避嫌,始终未设法推荐他云南行中的得力助手出国深造。
建猷师一生正直坚强,勤奋努力,但去世前还检查自己“功不多而过不少”,一再认为他较之黄汲清先生“拿来”西欧学术施用于中国而愧所不及。
建猷师在我国地质古生物学界已树立了学人楷模,令人永远怀念。
夫子之风兮,山高水长;
夫子之望兮,令我心伤!
作者：顾知微，原刊于《第四纪研究》1994年第2期
汇编于《却顾所来径——中国古生物学家的化石人生》一书
编辑：刘琮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