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是我们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成立50周年,也是前所长、我敬爱的导师斯行健先生诞辰100周年。联合举行纪念活动,是很有意义的。
岁月匆匆,流年似水。回顾自1944年在重庆北碚师从先生研习古植物学,到他1964年病逝于南京的20年间,我追随左右,在学习与工作上受到先生的谆谆教诲和亲切关怀是难以尽述的。有这样的好老师与领导,真是三生有幸,终生难忘。值此盛会,我谨表达对他特别深切的怀念和无限景仰的心情。
身世简历-早期学习-初露锋芒
斯行健,号天石,1901年3月11日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斯宅村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他父亲斯耿周留学日本后,曾在家乡创办新学,斯行健在其教育熏陶下,自幼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为他后来的成长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求学上进,先生在年轻时便辞别父老,负笈远行到北京,于1920年考入他仰慕已久的北京大学,先在其理学院预科就读,两年后转入该校地质系。在李四光、葛利普等教授的影响下,他对古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6年北大毕业后,应聘于广东中山大学,任地质地理系助教。两年后,赴德国留学,经李四光先生推荐,入柏林大学师从古植物学大师高腾(W. Gothan);由于他的勤奋刻苦、悟性出众,深得导师的特别青睐。除于1931年以优秀论文《中国里阿斯期植物群》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外,还在1930- 1933年间,与高腾合作了5篇论文,其中的《评欣克关于东亚石炭二叠纪植物群》和《关于中国木化石》两文,尤为重要。
柏林大学结业后,为了开拓眼界,增长学识,先生转赴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随另一位著名古植物学家T.G. Halle教授继续深入研习古植物学。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在Halle的指导下,他刻苦钻研,废寝忘食,又完成了《陕西、四川、贵州三省植物化石》和《中国中生代植物》两本古生物志。
1930年,他还随高腾教授出席了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结识了不少当时国际古植物学界的大师和才俊,加上他自1930年以来不少重要著作问世,自然成了古植物学界升起于东亚地区唯一的一颗新星。
回国后的艰难岁月
1933年,斯先生学成回国,先受聘于清华大学,越年回到母校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他原是怀着开创中国古植物学研究与献身中国科学事业的一片热忱回到祖国的。可是,30年代早期的中国,“九·一八”事件后不久,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部政治动荡频繁,民不聊生,学校经费有限,除一般的教书育人、授业解惑之外,很难获得对科研探索之支持。在回国之初的三、四年间,先生偶尔获得些零星植物化石,做了近十篇短文。《新疆迪化之木化石研究》(1934)为此期比较重要的作品。仅凭一块二叠纪木材化石径切面所现疏密不一的年轮,就指出新疆植物化石当时所在的气候不同于华北的华夏植物群,足见先生治学之功力。现在知道,新疆天山以北的石炭二叠纪为安加拉-亚安加拉植物群,其组成内容和所在的生态环境完全不同于华北一带的华夏植物群。
1937年,斯先生转到李四光先生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并在中央大学地质系兼授古植物学。到南京后,他原以为今后将可全力以赴地投入以古植物学研究为主的工作了。岂料“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向全中国发动了侵华战争,抗日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中央研究院地质所为了逃避敌人的摧残,于1937年冬匆匆撤离南京,先到庐山,后经湖南到桂林。不久又经贵阳内迁重庆。在此颠沛流离的多次迁徙中,不仅研究经费无着,生活奇苦,公私图书资料和化石标本也几损失殆尽,但先生仍抓住一切机遇,参加过湖北、广西等地的煤田地质调查,并用间或采获或他人送来鉴定的植物化石标本,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凭着他惯有的不畏艰难、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还是发表了十几种短篇论文,其中《贵州威宁峨眉山玄武岩中的树状羊齿之研究及中国西南部玄武岩之地质时代问题》(1942)是他此期最得意之作。在中国,除木化石外,这是第一篇保存植物内部结构的石化标本研究论文。经磨光切片仔细观察,是在欧洲二叠纪地层多有发现的树蕨沙朗属(Psaronius)的茎干化石。内有保存良好的多体中柱、排列成同心环的弧形维管束、叶迹和不定根的细胞等,具有新种的特征。这一论文材料保存之佳,研究的深入细致,无论从植物学或地层学角度来看,都意义重大,即使用现代植物学研究标准来衡量也是高水平的。这块石化茎干标本的外缘,还连接着一圈厚8 cm以上的、由横切面呈圆形的许多细小不定根组成的皮层。后一材料收到较晚,是1947年先生在美国访问时,将茎干与皮层部结合起来重新研究后《中国西南部峨眉山玄武岩系Psaronius sinensis的构造》,发表于当年的美国地质学杂志。
1944年,应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的邀请,斯先生来到重庆北碚做研究,并为该所培养年轻的古植物学人员,我就是在这时师从斯老门下的。该所的图书资料、化石标本丰富,研究环境较好,逐渐恢复了先生昔日痴迷于古植物研究的劲头,激发了他的潜能。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和胜利、复员的两三年期间,他夜以继日的工作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有时,甚至对日机不时的空袭置若罔闻;有时,他在家门口捏煤球时还不停地和我谈论研究工作的心得。在这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斯先生发表了近10篇论文,更重要的是完成了他在头脑中筹划已久的《鄂西香溪煤系植物化石》这本古生物志,虽然它的正式出版是在解放初期的1949年。
新时代前所未有的奋发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科学事业十分重视,对与国民经济建设关系密切的地质工作尤其重视,地层古生物工作得到迅速发展。就在1951年5月,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古生物研究所(后改名为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成立了,隶属于中国科学院。与此同时,斯先生和其他科学家一样,受到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与重视。1951年起,斯先生先后任古生物所研究员兼代所长、所长。1954年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第一届学部委员(院士)。
身为所长和中国古生物学科带头人的斯先生,深感肩负历史责任的沉重,同时也意识到自己一展宏图的时机的来临。因而,他在新中国生活愉快、工作舒畅的十五年中,除地质古生物所的各项工作在三位副所长的大力协助下做得相当出色外,在他个人特长的古植物学研究方面也做出了更大贡献,特别是培养了一批中、青年古植物学接班人。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中国上泥盆纪植物化石》(1952)和《陕北中生代延长层植物群》(1956)两本专著最为重要。晚泥盆世植物化石,以前在我国很少报道,甚至整个亚洲也知之不多。斯先生这一专著对我国晚泥盆世植物与地层研究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现已确知,晚泥盆世非海相地层及其植物群在我国有非常广泛的分布。《陕北中生代延长层植物群》一书,包括20余属60余种植物,有关描述和讨论细致深入,创见亦多。其结论部分的六大命题,均可自成篇章,是斯先生多年来研究中国中生代植物群的基本观点的继续发展和补充,也是先生有关亚洲东部中生代植物群研究心得最系统的表现。除这两本专著外,先生还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其中以《山西上石盒子系一种种子蕨原始乌毛蕨的一块分叉蕨叶标本》(1955)、《山西河曲华夏植物群中的一个安加拉型美羊齿(Callipteris)新种》(1954)和《东北北部木化石》(1951)最具代表性,在古植物学上都有重要意义。先生最重要的中篇论文《青海欧龙布鲁克区纳缪尔期植物群》(1960)首次确证我国西北地区含有相当于欧洲纳缪尔期的沉积及生物群,具有十分重要的地层古生物学意义,从而对西北地区寻找更多的煤炭资源提供了新的线索。还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先生呕心沥血的遗著《内蒙古清水河地区及山西河曲晚古生代植物群》这一本古生物志,标本丰富而保存精美,向为先生所珍视。这一研究工作始于1958年,至1963年初先生卧病之前已基本完稿,讵料先生一病不起,竟不克竣其全功而赉志以殁,实为一大憾事。此书全文约40万字,图版50余幅,标本采自内蒙古清水河及山西河曲的三十余个地点。这一研究工作除大大充实了这一地区晚古生代植物群的组成内容及相关的地理地质意义外,对亚洲东部晚古生代植物群的阶段发育和某些科属的系统演化,也提供了不少新的论据。这本重要专著,因某些化石标本详细产地和层位的进一步辗转核实、补正,直到1989年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综上所述,先生发表之论著,自1930年起,至1963年止,外加1989年的一册遗著,共计约140篇(内有中国古生物志9册),研究专刊3本,综合性编著5种,译著1册,文集1本(其中仅少数是与人合作)。在短短的三十三年中,虽受多起战争动乱、社会不安的干扰,先生在古植物学研究工作及相关学科事业的发展上仍做出了如此突出的贡献,仅据此就可看出先生为之付出了多么大的辛勤与血汗。
中国学者对古植物学研究工作的萌芽,虽可追溯到上世纪丁文江于1915年对滇东曲靖泥盆纪植物化石的最早发现与采集以及周赞衡于1923年发表的《山东白垩纪之植物化石》的初步研究。但丁、周二位后来或忙于其他工作或专业志趣旁移,都未持续倾心于古植物研究工作。直到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专攻古植物学并在极为困难情况下取得一系列成果后,才初步扭转了长期以来中国植物化石材料几乎全由外国学者研究的越俎代庖的局面,并为中国古植物学事业在新中国的迅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因而,先生是中外公认的中国古植物学的奠基人。
多方面的其他贡献
新中国古生物事业早期发展的卓越组织者与领路人
先生并不擅长于行政事务领导,因而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对他被委任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一职,实属一种过重的负担。但先生对赵金科、卢衍豪、李扬三位副所长以充分信任,并与之精诚合作,使他们各按其职发挥所长,遂使古生物所所务蒸蒸日上,人才辈出。
解放初期,中国地质机构无几,古生物专业人员屈指可数。但是,南京古生物所在先生为首的领导下,仅10年左右,就从50年代初的不足80名职工,迅速发展到约230名职工,其中仅专业人员就逾百人,成为全国地层古生物学研究中心,而且成果累累,各门类古生物专业人才几近齐全。具体表现可以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为代表。
1)50年代早期应地质生产部门的急需,所内老一辈地质古生物工作者大都借调外出,参加了数年的野外地质填图、调查、勘探、找矿工作,为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2)充实、壮大了古生物学中的薄弱或空白门类(如叶肢介,古孢粉学,介形虫,牙形刺等)研究队伍;原较为特长的门类(如三叶虫、笔石、腕足、古植物等)也得到加强与发展。到60年代前后,一批中、青年学者逐渐成长起来。
3)除许多一般研究成果外,还特别表现于1959年南京地质古生物所主要负责、成功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地层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成绩,除会前的“浙江上古生代及中生代地层现场会议”、“山西石炭、二叠纪及三叠纪地层现场会议”等的成功召开外,还先后出版了几套地层古生物系列出版品:①全国各纪地层断代专著10册;②中国各门类化石丛书17册;③古生物科普小丛书15册;这几套地层古生物出版品几全出于古生物所研究人员之手,是当时地质生产部门地质工作者急需的工具书,对我国地质古生物工作的迅速发展和解决某些生产实践问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4)承担了当时全国地质生产部门所采化石的大部分鉴定任务,为野外地质填图、地层时代的确定、划分、对比等提供了大量古生物学的重要依据。5)作为中国古生物学会、全国地层委员会(上世纪70年代前)、中国古生物学报、中国古生物志、地层学杂志等的挂靠单位,古生物所为新中国古生物学、地层学事业的发展与壮大作出了不少重要贡献。
教书育人竭尽心力
先生对教育事业和培育人才非常专注与热心。1933年回国伊始,在一次欢迎会上,他就说过:要以数年精力先从事教育,培养人才,然后再全力投入科研工作。于是他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讲授古植物学,开这门课程在中国之先河。1937年转聘于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时,他仍在中央大学地质系兼授古植物学。甚至到新中国建立初期,他任代所长、所长,行政科研工作特别忙碌的时期,仍在南京大学兼课,并不时为地质系、生物系的高年级学生作有关古植物学的专题讲演,受其教诲者不计其数。
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先生除了在大学教坛的正规传道授业解惑外,对古生物所中、青年同事或其学生们的帮助与培养也非常热心认真,有求必应,从不推脱。他再忙也几乎每天要挤出一定的时间来辅导,或与中、青年同事讨论学术问题。他教书、解惑的特点是,让他们学到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知道某些问题的发生与解决的渊源历史或存在的争议。此外,还不忘随时提高他们的外文水平。在这方面我个人可说是亲临其境、受益最多者之一。他常用高腾教授的德文《古植物学教程》作我们的基本教材,讲授其中主要内容及专业术语,有时连其间词汇时态、语法结构也给予解释;涉及某些地质古生物重要问题时,更是旁证博引,评点各家不同观点及存在问题,以扩大我们的视野和潜能,为将来研究工作打基础。另一特点是,他对我们研习工作的要求也极为严格。例如,有一次,我因在解放初期被借调到地矿部门干了几年野外地质找矿工作,影响了我在古植物学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与掌握,研习成绩进步不快。相对来说,和我同时参加工作与从事其他专业的一些同事,多有论文发表了,我却没什么具体研究成果,感到压力很大,也想独自写写文章。这种跃跃欲试的思想被先生发觉后,他毫不客气地对我进行了批评。他说:“赶时髦,急于求成,不是做学问的态度。青年人要坐得住、耐得寂寞,能勤学苦练,善于思考,不怕外界干扰,才会有出息”。并且告诉我:他在德国、瑞典留学期间,经常整天泡在植物化石标本储藏室里,午休不回去吃饭,常常是几块面包、一杯凉水了事。有时,连晚上做梦,也都是植物化石在眼前飞舞。他这种以亲身经历和语重心长的教诲,大大激励了我。自此以后,我尽量排除私心杂念,潜心研学,苦打基础,并从鉴定大量化石及参考有关专业书籍的实际工作中增长专业知识,积累研究材料,才逐渐培养起独立工作的能力。我在今日能为中国古植物学做出少许成绩,完全是先生悉心教诲、随时匡正我的缺点才逐渐取得的!先生的热心育人,不限于学生和古生物所同仁,甚至在古生物所进修的外单位学者也不例外。特别是对于地层、古生物论文的英文稿的修改、润色上,更是惠泽众人。据我所知,连赵、卢两位副所长的某些论文稿也莫不受其惠。由此可见,先生在教书育人和协助古生物所内、外同仁提高论文质量等方面,付出过多少宝贵的时间与精力!
在古植物学各分支领域的贡献
除他最擅长的古生代与中生代植物外,先生对古植物学其他分支学科也做了不少重要贡献,例如:
1)木化石与石化标本的研究
30年代初期,他写的一篇木化石论文(1933),可能是开中国木化石研究的先河之作。嗣后,在1934- 1962年间,他还发表了6篇高水平的木化石论文。此外,在1942年与1947年,发表的两篇关于Psaronius的论文,更是全面研究中国古植物石化标本解剖结构的开创性工作。
2)中国陆相地层研究的先驱
植物化石主要保存于陆相沉积或非海相地层中,两者关系极为密切。先生倾心于陆相地层之研究始于30年代初。当时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校刊的几篇论文,其中就涉及古植物研究对鉴定陆相地层时代及古地理区划的重要性问题。后来,他对南京五通(乌桐)组之地质时代(1936),对中国西南部峨眉山玄武岩系的时代(1942),关于湖南跳马涧系之时代(1942,1944),有关鄂西南栖霞灰岩底部煤系的时代(1951),有关陕北石千峰系之时代(1952)和《中国古生代陆相地层时代之讨论》(1953)等都是他在这方面倾注心力的表现。此外,《根据植物化石群的进化观点划分中国中生代的陆相建造》(1955)和《中国中生代陆相地层》(1962,与人合著)更是多年来对中国中生代植物与陆相地层密切相关的研究心得最系统的体现。
3)热心的科学普及工作者
科学普及工作对提高全国人民科学知识、文化素质和促进学科发展非常重要,先生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讲演教学之外,还写了不少有关文章,如《现代松柏类孓遗植物》(1948),《植物的旅行》(1948),《如何采集植物化石》(1950),《煤是怎样形成的》(1955)和专为大众科学小丛书写的一本《水杉》(1950)小册子,更是他的代表作。此外,他主笔或牵头编写的一些有关植物化石的工具书,如《中国古生代植物图鉴》(1953),《中国标准化石——植物》(1954),《中国中生代植物》(1963)等,也有部分科普作用。
4)新生代植物
这一领域虽非先生所长,为了促进它在中国的发展,他也力所能及地做了不少工作,如《被子植物的原始》(1951),《抚顺煤田之红杉化石》(1951),《评胡先马肃与钱耐著“山东中新统植物群”》(1951)、《湖南第三纪晚期植物群》(1954,与人合著)等。
5)孢粉化石鉴定
对这个当时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先生也做了些启迪性的工作,如《小孢子化石鉴定煤层的价值》(1951),和翻译了一本约纳斯(Fr. Jonas)德文版的《花粉及孢子图鉴》(1955)。
总之,先生在3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以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科学事业奉献精神,在其研究涉及地质古生物诸多学术领域中取得的丰硕成果,特别是为我国古植物学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育作出的奠基性与开拓性的工作,都是他留给我们的高水平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斯先生作为我国地质古生物学界的一代宗师,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与崇敬。
作者：李星学，原刊于《古生物学报》2001年第40卷第4期。
汇编于《却顾所来径——中国古生物学家的化石人生》一书
编辑：刘琮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