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 6 月 15-21 日中科院古脊椎所为纪念周明镇院士（1918-1996）主办了东亚陆相古近纪生物区系及地层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国内外学者一致赞扬、怀念明镇先生一生为古脊椎动物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和他的为人。会议过后，我们，一个是追随先生四十年的老学生，一个是先生的博士生，总觉得言犹未尽，还应当把先生的事业成就简要记述出来，与同仁、同行及关心古生物学事业的人来共同追念这位建业、建所的功勋专家。
建国后老一代的“海归”创业者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此时，有两位在美国西部落基山瓦沙克盆地采集始新世化石的青年古生物学家。毛雷斯（J. W. Morris）对刚在理海(Lehigh)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周明镇说：“敏，您要回中国，我们不会在朝鲜战场上见吧！”而此时的周明镇一心只等在中国台湾的家属回归大陆后，就立即回国了。先生是1951年2月经日本、澳门回国的。当时中国科学院成立不久，古脊椎所前身的新生代研究室还隶属中国地质计划工作指导委员会（地质部前身）领导，杨钟健先生主要在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任职局长，裴文中先生在国家文物局，研究室处于过渡状态，缺房少人，南北分治，难有必要的研究条件。这样，周明镇只好于1951年5月应聘于山东大学。当了一年的地质系副教授后，于1952年5月4日正式调入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古脊椎动物组。1953年4月1日，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在北京正式成立，新址迁到地安门二道桥一座典雅的四合院中，杨老也全力投入了研究室的领导。33岁的周先生此时如鱼得水，甩开两膀大展宏图地开始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古脊椎动物学事业。建室之初，周先生是解放后唯一从国外归来的高级研究人员（吴汝康先生1955年调所），杨老自然诸事多依赖于他，尤其在规划、外事和图书情报方面，并让他兼任了研究室学术秘书。
作为一个古生物学的研究单位，图书和标本是系命根本，标本是要漫长积累的，而图书其时尚可在国际市场上去搜寻。当时研究室自地质部分出后，仅有老新生代室1937年留下的主要为周口店研究的些许老书，无法适应古脊椎动物学全面研究的需要。周先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魔术般地从荷兰旧书商（Junk Antiquus）手里采购回近二十套自19世纪开始的国际上最重要的古生物学刊物，其中包括美国的Bulletin of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vol. 2, 1887–)，Journal of Paleontology (vol. 1, 1927–),英国的Proceedings of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65–), Quaterly Journal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8, 1881–),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 of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1887–),法国的L’Anthropologie (vol. 1, 1890–), Annales de Paleontologie (tome 1, 1906–),德国的 Palaeontographica (band 1, 1851–), 意大利的 Palaeotologica Italica（vol. 1，1872–），印度的Palaeontologica Indica (1872–)以及大量的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古生物学经典著作等。一下就撑起了一个在国际上都很像样的古生物学图书馆。1956年周先生随杨老访苏，除了慧眼识英才、为研究所招进了张弥曼、邱占祥、赵喜进三位留苏学生（前两位是后来的所长和院士），回国后在杨老的主持下，创刊了当时国际上唯一的古脊椎动物学专业期刊：“古亚洲脊椎动物”（Vertebrata Pal Asiatica），周先生出任五人编委会［杨、周、裴、吴、刘（东生）］的编委兼秘书。有了自己的刊物，周先生凭借他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进修和在普林斯顿从Glenn L. Jepsen教授做助教的经历和见识，向全世界数以百计的研究单位和个人发出期刊，为研究室持续不断地换回大量的书刊和抽印本，不仅节省了国家大量外汇，而且进一步扩大增进了所图书馆的收藏。直到今天，除近20年新进的书刊外，所图书馆的收藏全都是周先生亲手创建的。如今所内青年学子从图书馆借出成摞成抱的书籍，又有哪位会体会到周先生当年的心血和积劳！
访苏的另一成果是中苏双方共同组织一个1959年-1963年为期五年的考察队，考察从内蒙古直到苏联的哈萨克斯坦等地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前三年在中国境内，中方队长责无旁贷的又只能是周先生。1959年在他的领导下，在二连盆地：晚白垩纪，发掘到巴克龙、小型肉食龙、鸭嘴龙、鸟脚类恐龙等共690多箱。在伊尔丁曼哈地区中始新世地层中，发掘到雷兽骨架、下颌60多个。在乌拉乌苏中始新世地层中发掘到小巨犀完整骨架1具，古鼷鹿完整骨架37具，雷兽骨架3具、头骨10余个、下颌17个，两栖犀等犀牛头骨5件，貘类、肉食类、啮齿类、鸟、龟等化石。在通古尔中中新世地层中有乳齿象一具，乳齿象完整头2个，犀牛头4个，下颌10个，还有羚羊，食肉类，啮齿类等。1960年毛尔图地点白垩纪地层中发掘到大部属于鸟脚类恐龙一新科的4个骨架及蜥龙类和肉食类恐龙的颌骨、脊椎等。考察的结果无疑给研究所积累了大批标本财富。可惜碰上了“十年动乱”把这批财富“革”了个七零八落，37具古鼷鹿如今保存在所内的只剩一架了。
先生倜傥多才、思维敏捷，自1954年任古生物学报编委、1955年当选古生物学会理事起，凡是国内地学界、生物学界的学术大事几乎都要他参与。国家的五年计划（从“一五”到“七五”，1953年-1990年）和1956年的十二年科学规划他都是理所当然的参与者。有关古生物学的规划他是执笔者之一，而古脊椎所的五年计划和规划他自然成了最主要的撰稿人。今日看来，规划、计划受政治影响难免有浮夸之处，但当时做起来还是相当吃力认真的，不了解国际进展，不吃透领导意图是无法下笔的。这四十年，周先生花在计划、规划上的精力并不亚于科研者，有时候他的科研工作简直是在规划缝里插空完成的。难怪有人玩笑说：“周先生做规划所费的劲，两本古生物志也写出来了。”着实不假。
论著二百 涉猎广 重点在古近纪
在我们新编的《周明镇科学文集》中，收录了除他的3本专著以外的141篇学术论文（其中凡中、英文双投稿仅选其一，大量科普论文未收，若统计论著全数有近200篇），涉及古无脊椎动物、古脊椎动物各门类及石器和地学各方面，在中国古生物学界是继杨老后鲜有的全面专家。但先生始终以古哺乳动物学为自己的主业，他改变了前辈们随所得材料只能做个题研究的局面，而是持续追究中国古哺乳动物系列成果，他在古哺乳动物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其突出贡献还应当归诸于古近纪，尤其是古新世的研究。
古新世是恐龙绝灭后哺乳动物大爆发的重要时期，但化石主要集中在北美。在亚洲只蒙古国有少量发现。1960年，先生记述了我国境内第一件古新世化石——新疆的原恐角兽（Prodinoceros）。之后，在他的领导和参与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展了历时十年的大规模华南红层考察。在广东南雄、安徽潜山、湖南茶陵、江西池江以及内蒙古四子王旗等地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具有亚洲土著特色的古新世哺乳动物化石，从而大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早期哺乳动物发展历史的认识。先生领衔的专著《广东南雄古新世哺乳动物化石》直到现在也是学者必须参考的经典著作。1977年由他亲笔撰写而以华南红层队的名义在《中国科学》上发表的总结性论文《中国古新世哺乳动物群》，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新世哺乳动物群和陆相地层的基础。
始新世古哺乳动物学是先生研究的另一重点。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中亚考察团在蒙古高原考察时，发现了相当多的中、晚始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地点，但在我国内地中始新世化石几近空白。1957年先生率队在河南卢氏进行了研究所的第一次大规模始新世化石发掘，采集到门类众多、数量可观的化石。1959年中苏考察队在内蒙古又发掘到大量的始新世化石。这些都成为后来我国始新世哺乳动物化石研究的基础。四十年间先生先后研究了河南、内蒙古、云南、山东、江西、新疆等地发现的始新世化石，发表了35篇论文，不仅发现了中亚考察团所没有找到的两个亚洲早始新世化石新层位，还详细讨论了中国始新世哺乳动物群的组成、主要属、种的形态特征、系统关系、它们的时代及洲际对比等问题，使中国和亚洲始新世哺乳动物群的研究成为国际上不可忽视的新成果。
中国象化石的研究主要是先生“文革”前的成果。他自 1957 年起，就积累我国的象化石的资料。到 1974 年，他已系统观察研究了我国南、北方出土的大量象化石，领衔出版了总结性的专著《中国的象化石》。三十几年后的今天，这本专著仍是国内外专家必须参考的重要文献。
开拓中国中生代原始哺乳动物的研究领域是先生一贯追求的目标，诚然有了一个良好开端，可惜先生“生不逢时”，他没能赶上近十几年在辽西、新疆发现大量完美中生代哺乳动物化石的难得机遇。如今每当我们在记述这些保存精美的化石时，总有点替先生感到遗憾。其实早在1953年，先生就著文讨论中国仅有的、由日本学者记述的两种中生代哺乳动物化石——远藤兽（Endotherium）和满洲兽（Manchurodon）。可惜自1953年－1993年的四十年中，仅在四川、新疆、辽宁的四个地点找到了屈指可数的五块不完整的下颌和牙齿，但它还是代表了至少三个大的门类。这些化石全部由先生研究发表。其中蜀兽（Shuotherium）依其具有假跟座等奇特性状，代表着早期哺乳动物演化的一个新的分支。这一发现引起世界学者极大关注。
第四纪，特别与人类共生的哺乳动物群是先生的另一研究领域。他至少有15篇论文对中国与人类化石共生的哺乳动物群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以他为主撰写的与蓝田人下颌共生的陈家窝动物群以及与蓝田人头骨共生的公王岭动物群的论著，至今仍是研究我国与人类共生的哺乳动物群的核心参考读物。此外，1959年研究所高等脊椎动物研究组（室）在他的主持参与下撰写的《东北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志》是研究我国东北和华北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的基础，1964年他还就中国第四纪动物群迁徙与演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化石的研究自然离不开地层和层位对比。建立中国新生代陆相地层划分框架及与洲际对比这一综合性大课题只能是先生指导着我们两代人去持续完成。1953年前，除中亚考察团对内蒙古古近纪地层划分较为详细和德日进、杨老对陕、晋及周口店地区的三趾马红土及以上地层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外，中国广大地区的新生代陆相地层研究几近空白。在先生主持领导下的古哺乳动物研究室和新生代研究室的全体同仁经过数十年的共同努力，逐渐建立起一个中国陆相新生代地层划分的基本框架。而先生本人则于1958年首先在印度古生物志上发表了《华南第三纪和第四纪初期的哺乳动物群及其对比》， 1963年以他为主撰写的《中国的新生界》的第三系部分，则是当时中国第三纪地层的系统总结。1978年延迟发表的《陕西蓝田地区第三纪哺乳动物群》和前述的《中国古新世哺乳动物群》都是建立中国新生代陆相地层划分框架的基础。此外，先生在新近纪的研究上同样也有重要建树，如他合作发表的《“下草湾系”、“巨河狸”、“淮河过渡区”——订正一个历史的误解》，澄清了自五十年代初期以来影响颇大的所谓第四纪有个“大河狸－四不象鹿”的淮河过渡区的错误概念。先生所做出的这些贡献，无疑为下一代科学家进一步对中国陆相地层做更为详细的划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之无愧的“理论古生物学家”
先生在美国读完地质学博士后，曾想再念一个生物学的博士学位，可惜由于朝鲜战争而中止。当时他的志愿是“将来成为一个以古脊椎动物为基础，兼通地质和生物进化论的理论古生物学家”。四十多年的经历，证明先生这个“理论古生物学家”称号是当之无愧的。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我国的古生物学研究多以形态、分类为主，很少注重进化理论的研读和运用。五十年代他首先以当时古生物学界泰斗辛普森（G. G. Simpson）的综合进化理论教育学生。辛氏的《Major Feature of Evolution》和《The Principles of Classification and a Classification of Mammal》两书是他要求学生必读的。七十年代新兴的“板块学说”和“分支系统学”逐渐取代了“陆桥”、“综合系统学”等传统概念。先生始终紧跟这一革命性的转变，不断充实着自己，也引导着学生。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先生就在尹赞勋院士评介板块学说的基础上在所内及各自然博物馆、院校讲解板块学说对古生物学的意义和影响。
分支系统学（cladistics）的出现是生物学界的一场革命。周明镇是把这一学派完整介绍到国内的第一人。他敏锐地抓住时机，与张弥曼等组织编译了《分支系统译文集》，该书翻译了十篇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的论文，较全面地介绍了分支系统学派与综合系统学派各自的概念、原理和方法，以及争论的焦点所在，并邀请了大英博物馆的P. L. Forey撰写了“分支系统学评介”一文，全面系统地为中国读者介绍了这一学派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该书的出版，把中国的古生物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带到了一个崭新的思维领域，大大地缩短了国人与世界同行间的理论差距。
1996年先生又主持编译了《隔离分化生物地理学译文集》，介绍了新兴的隔离分化生物地理学派的基本概念，即现代生物区系分布的总体特征是由地理变化导致祖先区系分化所决定的。这本译著的发行对中国的生物、古生物、地理工作者及时地注入了新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手段，又一次推动了国人理论水平的提高和创新能力。
培育两三代人，建立起中国古哺乳动物学研究体系
如果以德日进1942年发表的《Chinese Fossil Mammals》作为当时中国哺乳动物化石研究的总结，人们可以发现，1942年或建国前中国古哺乳动物研究，除少数几位国人外，几乎全都由外国学者完成的。自1953年先生主持、领导古哺乳动物研究室的四十年间，他不仅培养造就了一支包括院士在内的专业梯队，而且在全国众多的院校、博物馆也培养出一批骨干力量。1959年中国科学院提出“五定”时，先生就高瞻远瞩有计划地从哺乳动物系统分类角度安排了研究室的青年科研人员各自的重点发展方向。通过这种方法培养出一批能独当一面，目前已在国际上颇为知名的
中国古哺乳动物专家队伍。改革开放初期，先生痛感十年动乱后我国与国外研究水平的差距拉大的现实，着力推荐了一批有条件的学生赴国外著名大学攻读学位，以期尽快缩小差距。经他推荐的一大批优秀学子，至少有32名。回国者大多已成为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甚至院士；一部分滞留国外的学子，如今也都成为国际知名的专家。他们虽身居国外，可依然与研究所或国内其他专业机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承担着国内重要的科研合作项目，推动着中国古脊椎动物事业的发展。先生就是带领这支队伍在半个世纪中开创出了一个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国古哺乳动物研究体系。
上述四项算是先生的主要功勋，其他方面若细讲起来真难以数计。譬如先生在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培养教育学生、主编学报和古生物志、促进古生物研究规范化、自然博物馆事业、科普著作等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先生一生还长期兼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教授，1982年—1996年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他曾任国际古生物协会副主席、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古脊椎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兽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中国第四纪地质及冰川学会副主任、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荣誉会员、莫斯科自然博物馆协会外籍委员、美国人类起源研究所名誉研究员，长期担任《古生物学报》副主编、《古脊椎动物学报》和《中国古生物志》主编。
先生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又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一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两次，二等奖一次及多次的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和全国科技大会奖。1993年获世界古脊椎动物学界的最高荣誉奖：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罗美尔-辛普森奖章(R. S. Romer–G. G. Simpson Medal)，成为北美以外学界第一人。正因为先生这些光辉的业绩，才赢得了这些荣誉，这也是当之无愧的。
先生1996年1月4日逝世于北京。算来已13载有余。举办纪念学术会议，不论是古近纪的，还是两周前在研究所召开的另一个亚洲新近纪陆相哺乳动物生物地层学及年代学国际学术会议，都是为了继承他的遗志，把中国古哺乳动物学事业推向一个更加接近国际水平的新高度。我们写这篇短文也是为了缅怀先生，把他一生所做的贡献，尤其是科研论著以外的业绩概叙出来，让同辈有所追思，更让后来者知道饮水思源。建所功勋，除奠基人杨老之外，又怎能忘记周明镇院士！
作者：李传夔 、王元青，原刊于《化石》2009年年4期
汇编于《却顾所来径——中国古生物学家的化石人生》一书
编辑：刘琮滢